“扶老人险”背后的道德商业化

日前，蚂蚁金服宣布，支付宝已上线一款“扶老人险”，由华安财险承保，保费3元，保期一年。投保后，如果发生好心扶起老人反而被讹的意外情况，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法律诉讼费用赔偿。据支付宝方面称，该保险上线3天内已有2.6万人参与投保。（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关于遇到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答案，无论是理论上的道德争论还是现实中的美德实践，都无法消除人们的心魔。就在道德处在纠结的拐点的时候，支付宝给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开出了一份“保单”。它在“我的保障”中新增了一项“扶老人险”，用户支付3元，一年期间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法律诉讼费用。借助商业利益来反哺道德滑坡，似乎也给日渐萎靡的负面情绪来了一个正面回应。

必须承认的是，支付宝的这次营销策略还是较为成功的商业范本，在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围绕扶不扶所产生的来回舆论拉扯，大多是停留在单一的道德层面进行正反或者迂回式的辩论，当反复的戏码屡次上演，也难免产生道德灌水的情况。抛却道德层面意义不谈，产生扶不扶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统筹不均造成的，无论是讹人者还是被讹者，都是在涉及利益细分问题上产生价值分歧进而选择对簿公堂或者其他分类行为。扶人者惧怕担负巨额费用，摔倒者恐其无人担负巨额费用，利益博弈成了扶不扶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如果能通过第三方手段来消除人们对于利益受损的潜在顾虑，用商业伦理来给道德绑架松绑，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解放人们的双手禁锢涂改人们的心理阴影，也不失为一种看似可行的商业策略。只是这种带有明显商业倾向性的善意引导，能否让已经寒意逼人的道德回暖，功利性商业赔偿走在了社会秩序的前面，而这能否倒逼社会秩序的自我重建和逆袭。而之所以会有人进行这种微薄的投保行为，大多也是寄希望于此能够找回原本已丧失的道德自信和自我本真，心理预期大于实际操作。而支付宝的这个“扶老人险”能否成功解决扶不扶的问题？

一切道德的终点都是利益，道德的摩擦也就是利益的争夺，单独的道德支撑已经无法完整建立起社会信任感，支付宝看准了人们对于道德治理的无序，用商业营销的方式来给公序良俗一个相应保障和法律支持。用投保行为来稳固人们的心理预期，紧跟新闻热点，既满足了商业服务，也赚足了道德附加值。但是，支付宝“扶老人险”的道德商业化改造能否促使正义感的落地？道德在向真实的客观行为转变问题上，会不会因为微薄的投保行为而变得商业化？扶人不是因为我的主观想法，而是因为不会被恶意讹诈。

说到底，“扶老人险”只是支付宝自我营销的一种方式，保佑了扶老人的利益，却没有涉及根本，之所以会有纠纷，还是因为老人倒地后的作为。社会信任的重建在不能依靠道德自纠的前提下，利益鼓励能否产生链式反应？没有解决老人倒下之后的事宜，医保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一些老人热衷于此，并没有遭受任何经济和道德上的排斥，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再多的“扶老人险”诉讼赔偿，也不能将倒下的老人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