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官辞职，“没什么大不了”？

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丁磊去向已定。据报道，9月10日，乐视网董事长兼CEO贾跃亭微博发布消息称，欢迎丁磊加盟，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对此，丁磊回应称，打造互联网时代的汽车生态，“这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是一个汽车人的终极使命。”山东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请辞引发的冲击波还没有消停，丁磊的去职入职又扔下了一颗石子。舆论场上，涟漪阵阵。

【质疑】厅官辞职非小事，人大应当有交代

一名普通公务员或官员辞职，人们大可以平常心待之。地方政府厅官则不同，他们的任职与辞职，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有很大关联，人们有权知晓他们为何提出辞职，以及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为何接受他们的辞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作出积极、负责任的回应。>>>阅读全文

【分析】官员辞职背后“新50岁现象”值得探讨

曾经反腐方面的研究分析，很多贪官都是到了50岁左右，才开始萌生贪念。这个时候收入不高，而仕途的“天花板”已经可以看见。或是出于养老还是自暴自弃等心态，而逾越雷霆。

而这一新的“50岁现象”，则大为不同。近期，这几位辞职的厅级官员，或许也有收入不高、仕途“天花板”等因素，如梅永红此前就曾经公开说过，每月工资只有7000元。但是，他们做出的则是一种正向选择，即利用专业背景，选择去实现人生的商业价值。>>>阅读全文

【延伸】官员不能只拥有“会做官”的能力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仍存在分歧,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辞职的确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通选择。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体制内的人才流动正在加速。尤其在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认知都有所转变。

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来审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阅读全文

厅官辞职非小事，人大应当有交代

常武

昨天，乐视网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欢迎丁磊加盟，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此前，上海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7月9日召开会议，决定免去丁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从丁磊提出辞职到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其辞职，再到乐视网宣布丁磊正式任职，又一名辞职厅官的去向最终确定。

近段时间，官员辞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成为一个引发舆论热议的社会话题。普通公务员和一般官员辞职者并不少见，级别较高的厅局级官员辞职则比较罕见。有的厅官辞职无需特别“重视”，如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原副司长刘殿奎和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辞职（两人辞职后都入职阳光保险集团），两人都不是选举类官员，辞职也无需人大批准。有的厅官辞职则不是小事，如丁磊辞职后入职乐视超级汽车，如山东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入职深圳一家保险公司，如山东省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辞职，加入民企华大基因，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这三名厅官的辞职，显然不像其他官员辞职那样“简单”，不但人大需要依法审议和认真考量，公众也有权进行监督和追问。

我国《宪法》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200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议事规则，规定“任免案应当附有拟任免人选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必要的时候，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应当按照这个思路，要求在审议人事任免事项时，有关方面应介绍拟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并说明拟任免的理由。

山东济宁市、山东菏泽市、上海浦东新区三地人大（及常委会）之前分别选任梅永红、张毓华、丁磊担任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现在又接受他们的辞职请求，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看，三地人大（及常委会）都应当充分掌握三人辞职的基本情况和理由，并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百姓有所交代。

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回应社会上对政府主要负责人辞职的议论或猜测，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对梅永红、丁磊们出任政府主要负责人以来的工作，应有一个全面的总结和评价，明确其是很称职、称职还是不称职。另外，梅永红、丁磊们提出辞职后，是否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离任审计，如果没有进行离任审计，原因是什么，如果进行了离任审计，其结果又是如何，这些也要有明确的说法。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提出辞职，理由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甚至是对官员收入不高颇为介怀，或者是对未来的仕途预期不乐观；有人说是因为他们以前是在中央部委或国有企业任职，迟迟不能适应地方政府的工作环境；也有人说他们提出辞职时已经找好理想的去处，他们作为官员，有权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标……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地方人大（及常委会）有权要求提出辞职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自己的辞职给出正当的理由，也有权对他们给出的理由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将他们的理由和人大（及常委会）的评价向社会公开。

第三，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违反此规定者，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处罚款。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辞职后，很快进入民营企业或商业组织担任要职，这些民企或商业组织或他们从事的营利性活动，是否与其原来的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厅官以这种方式从官场进入商场，是否符合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有关规定？是否有将担任公职时的权力、人脉资源转移变现之嫌？对此，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依法进行调查，而不能以厅官辞职后入职是“个人行为”为由不闻不问。

一名普通公务员或官员辞职，人们大可以平常心待之。地方政府厅官则不同，他们的任职与辞职，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有很大关联，人们有权知晓他们为何提出辞职，以及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为何接受他们的辞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地方人大（及常委会）作出积极、负责任的回应。（北京青年报）

怎么看待官员辞职背后“新50岁现象”

斯远

至少，从目前已知信息看，尽管梅永红、丁磊的去向均与其专业背景、工作业务多有关联，但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官员离任后三年内不得到原机构主管行业或相关行业，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梅永红农学出身、且任职科技部多年，但早在2010年就离开了科技部；而丁磊自从2011年离开上汽入仕政府，到现在也四年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几位辞职从商的厅级官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50岁左右。梅永红是1965年生人，现在正好50岁，而丁磊是1963年生人，现年52岁。而他们在从政之外，又都有鲜明的专业背景。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50岁现象”。

之所以说是新，是因为，此前曾有旧的“50岁现象”。曾经反腐方面的研究分析，很多贪官都是到了50岁左右，才开始萌生贪念。这个时候收入不高，而仕途的“天花板”已经可以看见。或是出于养老还是自暴自弃等心态，而逾越雷霆。

而这一新的“50岁现象”，则大为不同。近期，这几位辞职的厅级官员，或许也有收入不高、仕途“天花板”等因素，如梅永红此前就曾经公开说过，每月工资只有7000元。但是，他们做出的则是一种正向选择，即利用专业背景，选择去实现人生的商业价值。

从丁磊等官员个体选择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效应看，显然也不乏正向的评价。一手打造了上海通用“黄金六年”的丁磊，此番重作冯妇，想必会在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生态方面有所作为；而梅永红入职华大基因，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也可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推动基因的科技成果转化。

这一现象的产生，显然与当下“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关。说明，无论是从国家层面传递出的信息，以及来自市场的预期，都在为这个社会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毕竟，官至厅局级已经级别不低，要舍弃这一切，牺牲和代价也不小。而这些高级别官员的弃官从商，同时意味着更多较低级别官员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而往前回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一轮官员下海潮。彼时的情景与社会氛围，和今日也颇有相似之处。

不过，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在给予这些官员的行为以肯定的同时，也应该更加注重政商“旋转门”制度的完善，以及监督。一些官员到了50岁辞职从商，固然难得，梅永红和丁磊等人或许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扎紧制度篱笆，谨防有人浑水摸鱼，绕过回避制度让权力变现。（新京报）

官员不能只拥有“会做官”的能力

易艳刚

当微博和朋友圈被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辞职感言刷屏时,同样走出体制的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选择了低调和沉默。这个原本仕途明朗的厅官为何突然挂印而去?梅永红的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文章,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为自己的离开埋下了伏笔。

我们不知道是哪句话引起了梅永红的共鸣,但那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确实颇有道理。比如文章说,为什么常见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吐槽,却不见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已经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体制内相对稳定。

那句“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部分体制内人士的生存状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安闲,已经习惯了“年头熬够了,位置就有了”的稳定。如今,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压力下,有些官员明显跟不上节奏又舍不得离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只能留在体制内。

“会做官”确实是一种能力,但官员除此之外身无长技未必是好事。不少年轻人刚进入体制就染上了严重的官僚病,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肚子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但也越来越面临“本领恐慌”。于是,虽然有不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但他们却没有走出围城的勇气和资本。

事实上,相较于庸庸碌碌的“撞钟和尚”,那些超越只懂得“做官”的人,那些“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人,确实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不负组织和人民的期待。如果这样的“能人”成为官场主流,何愁没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十八大以来,中央频频向官场“不作为”现象亮剑,也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政风官风。

一个健康的官场,不应该是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我们仍看到,一个人一旦拥有干部身份,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上能一直在体制内终老；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企业的专业岗位上,即使表现很优秀,也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情怀,一般情况下却很难成为官员。这样的身份壁垒,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也限制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不过,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仍存在分歧,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辞职的确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普通选择。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体制内的人才流动正在加速。尤其在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认知都有所转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一些官员辞职遭遇各种猜测不同,舆论对梅永红这个技术型官员辞官下海的态度,普遍比较积极。人们甚至期待,未来官员不仅要“能上能下”,还要“能进能出”。一方面,在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一些欧美国家“商而优则仕”的经验,直接从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离开体制内,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科研院所,也应该视为寻常。

当然,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来审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

当然,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者,如果觉得官场并非施展自己才干的最佳舞台,也可以凭着“随时离开的能力”自由退出,转而从事更能施展抱负的事业。如此,既能确保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又能让各行各业都有高素质人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