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人”之骗当设“醒人”之警

男子林某某在福州金山派出所做保安，负责在派出所候问室看押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他谎称能帮忙在7天后释放犯罪嫌疑人，骗取犯罪嫌疑人家属5000元。不料，收钱后没办成事，被嫌犯举报。近日，福州仓山区法院一审判决：林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8月28日《海峡都市报》）

“捞人”之骗屡见不鲜，小至偷盗斗殴，大至高官贪腐。有人说，这是现实环境使然，因为托关系、打招呼的“后门文化”，早就浸淫世俗、固化人心。但相关研究则揭示，“捞人”之骗的屡屡得逞，更大程度上或是缘于“病急乱投医”，也即出钱打点者常有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侥幸之想。

现实语境下，“捞人”之骗为获得目标对象的信任，其在实施诈骗时，往往吹嘘得手眼通天、天花乱坠。这对那些恰好“摊上事儿”、且正好心中惴惴不安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来说，无疑便是一个“趁虚而入”的施骗良机。而这当中，平日里“后门文化”的耳濡目染，又给设想中的“花钱消灾”，提供了某种不妨一试心理支持。如此互为影响和作用，其结果便是一闻有人可以帮助“通关”和“捞人”，就迫不及待地一拍即合了。

从“后门文化”到“捞人”之求，对不少上当者而言，与其说相信施骗者的口吐莲花，倒不如讲是看到了某些制度漏洞，确实存在着操弄空间。譬如，骗子们通常都会吹嘘其与办案警察的关系来取信对方，这和警察的“初始”位置颇有干系，因为越到最后，参与部门越多，“捞人”的难度也便越大了。又如有些案子，通知家属相关案件进展常常较为滞后，这也有可能被骗子利用了“时间差”，进而实施诈骗而得手。

“依法治国”不断深入，徇私枉法日趋式微。在这种法治新常态之下，如何进一步打消人们心中半信半疑的“捞人”谜团，我建议相关部门主动而为，多来试试“醒人”之警。比如，执法机关一案刚始，就可明确告知当事人及其家属，切莫相信任何“捞人”之骗；如果更进一步，未尝不可白纸黑字地提供举报渠道，若有执法人员胆大妄为、应允“捞人”，查证属实可作减轻处罚依据。果能如此，则对公众敬畏法律、远离骗局，应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