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状元”是给功利化学习“标价举牌”

一套价值20万元的单身公寓，让今年的泉州高考理科状元郑妍彦，再次“走红”；其奖励者永春某房产商，也瞬间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7月21日《海峡都市报》）

重奖“状元”，在咱们这个国度上，自古有之。昔日科举中榜者，会来个状元巡游，誉之为“夸街”，这只是精神奖励，还有封官荫子、金银封赏等重奖。如今，年年高考产“状元”，而状元获重奖，也早不是什么新闻，但却年年能抓住眼球，令社会围观。在一个视分数为成功的社会里，集体围观状元、重金砸向状元，不啻一场拍卖会上，对分数高者的举牌标价而已。

古人科举中榜，就代表着从此升官发财、改变一生；即使在当代中国，科学考试早已废除，可我们的高考功能中，仍曾具有过“一考定终身”的作用——在计划经济年代，谁考上了大学，就能分配工作，一辈子端着铁饭碗。即便今日，没有工作分配可包保了，高考也只不过是学习阶段的一种成功，它已不能代表从此决定身份的名片。但是，学习功利化的惯性，还在不少国人心目中顺势滑动。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的功利化倾向，仍在给学习的功利化，铺垫着存在的前提与条件。

比如，社会招聘，看的是名牌大学还是普通大学，是一本还是二本、三本等，而非是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还有不少政府部门，把高考升学率当作政绩、面子工程，奖金更是大把地砸向“状元”；企业亦是如此，说是为搞慈善，但却不把奖金捐给更需要的贫困考生，而是投向更有新闻效应的“状元”——撒出去重奖状元的奖金，会因话题性更强，而同时让企业赚足了具有广告效应的声名。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之心，是重奖状元的彩纸难以包裹得住的，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显露无遗。

虽然有关方面的调查早就显示，高考状元真正成为行业领军人才者寥寥，与其当年背负的名声难以相符，但重奖状元的噱头，年年却都不会销声匿迹。因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到状元家庭，其实无不还在眩晕于“高考状元”的光环中，大家都在将“高考状元”当作“一荣共荣”的“魔戒”，每个围观、环拱期间者，都想从中分一杯自己要的“羹”——“高考状元”，不过是这种集体功利主义情境下的“公共消费品”而已。

不改变学习的目的性，不重新认识学习的意义与价值，而只把学习当作获取功利的工具，则人就往往会为工具所左右，成为工具的奴隶，而非是驾驭工具的主人和智者。只有不断弱化学习的功利性，让学习成为个人成才、国家育才的重要途径，而非独木桥，则高考状元的光环，就会慢慢归于平常与淡然，为高考状元“标价举牌”式的重奖，也就会失去功利围观的哄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