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扶人被讹”要有制度设计

福州一民警出警返回途中，遇见骑电动车的两名老人摔倒在地，连忙上前询问伤情，没想到摔倒的老人却一口咬定是为了避让警车才摔伤。民警忍受着被老人冤枉的委屈，依然把两名受伤老人送到医院救治。幸好路边的监控视频拍下事发经过，还了民警清白。（4月15日《福州晚报》）

若是没有监控，又该是怎样的结局？此前，“好心扶人却被讹”的新闻已屡见报端。而且南京“彭宇案”等一些有争议的判罚案例，更加剧了好心人自危的现象。显然，救助他人反遭诬陷，不仅伤了好人的心，今后“助人为乐”的人和事难免越来越少，因此又必然助长冷漠风气，这于社会道德乃至法治建设，无疑是灾难性的打击。

毋庸置疑，当他人面临危急关头，要不要救助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反遭诬陷的不良风气得不到遏制造成的。虽然诬陷好人的忘恩负义之徒只是极个别，但谁也不知道，究竟遇上的是不是“极个别”，也因此，即使“极个别”，却足以让人从此不敢伸出相助之手。

而现在一旦救助他人者反遭诬陷，相关的制度设计，反而让忘恩负义之徒掌握了“主动”，要告状就告状，让人家无端蒙受不白之冤，即使后来通过诸如监控录相、目击证人查明真相，诬陷者也“无事人一个”，这更加让见义勇为者心寒。虽然这次依靠监控还原了真相，但问题在于，许多的案例并非这样幸运。实际上，于见义勇为者，也不可能在排除被讹诈的风险后才去救人，这无疑加大了事后为自己寻求证据的难度。

弘扬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首先要让助人为乐者没有后顾之忧。而这尤其需要法律的“护航”。而对于忘恩负义之徒，当道德的压力不足以让他良心发现，并使其行为合乎道德准则时，就必须让他难以实现讹人的企图，乃至付出足以有所触动的代价，这更需要法律的刚性制约。比如深圳已经立法规定，被救助人没有证据证明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将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显然，只有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之下，才能促使忘恩负义之徒回归到起码的道德水准。而解除因为好心施救而可能产生的民事责任问题，消解公众实施救助行为的后顾之忧，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实在是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