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自贸区点亮“一带一路”

继上海之后，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地正式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至此我国自贸区数量一増为四。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仍将继续深化，在金融、科技、服务以及政府治理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从这些浓缩国内改革精华的自贸区当中，能够分辨出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期待已久的推广

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传出了上海自贸区经验扩散的消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让各地政府申报建构新自贸区的意愿，并出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出于谨慎考虑，上海经验并没有大面积铺开。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地首先“出线”的印象逐渐成形，并进入政策倒计时。资本市场已经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反复咀嚼新自贸区主题，如今终于看到了靴子落地。

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令人眼馋。投资者在自贸区获得了“法不禁止皆可行”的自由，从而敢于大胆越界、创新。贸易商先进区、再报关，分批进货、集中申报，并且能够在“单一窗口”把事儿一次性全办了，享受到种种其他港口所不具有的便利。金融业者努力适应区内的新规定，不管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资本自由进出，区内都有幅度不小的跨越。

粤津闽三地跟进上海步伐，至此正式覆盖了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三块热土。广东自贸区意指港澳经济的整合，福建自贸区因为处于台湾省对岸而被干脆称为“海西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则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龙头。同时，由于区位毕竟不同，新自贸区仍要摸索自己的特色，解决各自的障碍。粤港澳三地政府需要面对无缝结合的问题，促进三地商品和服务更加顺畅流动。天津背靠国企聚集的北方经济中心，如何协调央企和市企关系将成为难点，同时在金融方面也要更大力度破题。福建最具看点，要肩负“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这种定位可能使得福建自贸区规格比上海还高，不过另一方面也带来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相协调的问题。

事实上，自贸区的政策只是我国经贸大局中的一部分。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相对接。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我们的产业转移会不会也相应提速呢？更时髦一些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与自贸区又有什么样的交集？

自贸区与“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了当前最为火热的政治名词。本存在于历史、沉淀于文化中的“丝绸之路”，进入当前我国对外核心战略当中。经由这一战略，相关国家将达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不难看出其间抓手是经济，绝非政治或军事。无论是道路、贸易还是货币，都需要相关各国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才可推进。由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政策沟通”，如此才能最终达到“民心相通”。

战略最重要的是国内的立足点。究竟是什么地区、哪些企业需要具体承担“一带一路”的战略执行，有没有哪些地区相应更重要一些？显然，能者多劳。只有在国内具备走出去实力的企业才更能够领导其他公司一起去开拓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只有在国内走在前列的地区才能够承载这些企业的根基。由此，担当自贸区先行者的沪粤津闽四地会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四地皆有海港，天然能够挂靠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任务。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青岛、宁波、大连等港口的使命并不比沪粤津闽更高，因为自贸区需要引领其他港口将我国的外贸水平拉升一个档次。自本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商品贸易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无论是体量还是种类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进出的货物量如今占到经济体量的四成。世贸组织规则下，我国商品贸易壁垒大面积拆除，关税、配额、行业保护等手段力度不断弱化。

但是，飞速发展的时代继续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把服务贸易的壁垒也清理出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自由的商品贸易，意味着澳洲的铁矿石、德国的医疗器械、韩国的电子产品等等商品都可以顺利进入我国境内销售；而自由的服务贸易，意味着瑞士的银行、美国的医院、加拿大的私人学校等等也都能够低成本地在中国开分店并提供服务。银行家、医生、护士、老师等等服务业从业人员，可以自由地在鼓励自由服务贸易的地方找工作，而不用太多担心诸如户口、税收等烦心事。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提供相对低水平的国内服务业企业来说就麻烦大了。服务业已经超过工业和建筑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一旦放开，受冲击的将是大半国土。提升整体服务业水平，成为当前要务。

开放乃是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要敲开有关国家的大门，更多地参与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金融服务中去。相应地，我国需要在自贸区的带领下实现更高程度的产业提升，才能不断向外输出整合的力量。此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战略发展前景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一直在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当中去，是经济小国同化于经济大国俱乐部的过程。经历多年积累之后，我国终于有能力反哺这一体系，通过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来试图修改一些基本规则。在既有体系下，这显然是在突围。

突围的前景取决于力量的强度以及持久性。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所汇集的千百亿资金力量，显现出相当的力度。尽管与美日等国主导的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相比，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仍是小弟弟，但这只是开始。以我国4万亿美元为依托的外汇储备整体构成力度继续增强的保障。

自贸区更多地体现力度的持久性。下一步，自贸区还会扩展到更多的地区。而经验能否迁移成功，取决于先行者是否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同时也取决于一些整体性的安排是否到位。

上海本身的自贸区事业也仍在继续，远未完结。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改革进度参差不齐，距离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还有相当路程。新自贸区在这方面难以有太多借鉴。此外，服务业占比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推行自贸区的经验如何与产业转移政策相配套？假如有一天四川、陕西也都成为了自贸区，那么迁移到这些地方的重工业们又该如何适应已经要求服务自由贸易的新时代？沪粤津闽四地陆续突破之后，全国腹地能否跟上这些火箭的牵引，是我国“一带一路”政策长期是否成功的关键。

“一带一路”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我国的经济实力向外寻求解决问题的空间，并可能为国内经济的进一步转型赢得时间。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能为国内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产能找到新订单，从而缓和产业改革的阵痛。在这中间，可能会出现内外部节奏不同步的尴尬，也可能会有国内企业与境外国家不断互补的盛景。突围就是如此，充满挑战，充满希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大事件发生前，恐惧和担心从未消失，而历史已经说明了高下，这一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