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被救后怕赔钱”的“心魔”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大三学生孟瑞鹏，因一次跳水救人，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3月2日凌晨，被救者母亲卢某，终于顶不住压力说出了实情。接受记者采访时，卢某称：当时只考虑到了自己家中本就困难，孟瑞鹏又是为了救我的两个孩子而死亡，怕要赔钱或者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就不敢说出实情。（3月3日大河报）

“怕赔钱不敢说出被人救助”的实情，与这个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普遍农村家庭收入低，整体收入可能刚刚解决温饱，一旦承认他人对自己的孩子有救助行为并且为此丧生，不仅可能背负巨大的感情“债”，还可能背负上无法偿还的“经济包袱”。“害怕赔偿”，至少能说明这名农妇和这个家庭还是知晓最起码的“知恩图报”道理的，只是，这个家庭可能顾虑低微的经济能力，在事情面前不敢主动承受和勇于担当罢了。

然而，在这一事件中，从被救助家庭最初的“拒绝承认”到受良心谴责而“承认”被救助，不过是个体心理上的“心魔”捣鬼。承认被救助，结果没那么可怕。可以想见的是，一个培养了见义勇为者的家庭，父母长辈应该是同情达理的。况且，见义勇为行为带有公共和公益属性，已经不单单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见义勇为属于社会风气倡导的，是国家和政府一力宣扬的，以此观之，即使被救助者无力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补偿责任，背后仍有国家和政府“兜底”。直面被救助，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也只有真正驱除心中的“心魔”，勇敢面对曾被他人见义勇为“援手”，不仅会显出一个公民的基本节操，也会因被救助者“坦诚”让见义勇为者获得应得的肯定和补偿。

当然，我们不应该忽略被救助者“害怕赔偿”背后的深刻背景。一方面，整体上国家和政府对见义勇为者“帮扶”和制度性“保障”远远不够，现实生活中的确时时发生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事情。在法律和制度上，尚缺乏一整套健全的鼓励保障见义勇为者的经济财产帮扶补偿机制，各自为政的多，来自于社会民意自觉的多，而政府方面的救助帮扶，往往有“随意性”和“杯水车薪”性质。日前，当地政府确定了这名大学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后，乡政府仅给予5000元慰问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也不过送去2万元慰问金。虽然后续的“捐助”或“奖励”还会有，但与见义勇为者家庭的期盼和付出的惨重代价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是为什么被救助者“害怕赔偿”、“害怕负法律责任”的原因之一。

另外，政府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帮扶”和“保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应该完全或部分免除被救助者的责任和负担？法律缺乏具体的规定，现实操作过程中也标准不一，这无形中也让被救助者“没底”。然而，无论怎样，哪怕说一千道一万，见义勇为者为了救助他人，连生命也失去了，被救助者和家庭身为“受益人”难道不应该竭尽所能予以“回报”和“补偿”吗？即使没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和能力帮助和回馈见义勇为者，“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总是应该的。弘扬社会正能量，让见义勇为者不再被“误解”、不再受“委曲”，首先需要的是被救助者走出“心魔”，坦荡承担必要的责任；其次就是国家和政府有关方面以制度性的予以“兜底”。

家庭身为“受益人”难道不应该竭尽所能予以“回报”和“补偿”吗？即使没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和能力帮助和回馈见义勇为者，“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总是应该的。现实生活中为了感恩感谢见义勇为者，受救助者“倾家荡产”予以报答的并非没有。弘扬社会正能量，让见义勇为者不再被“误解”、不再受“委曲”，首先需要的是被救助者走出“心魔”，坦荡承担必要的责任；其次就是国家和政府有关方面以制度性的予以“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