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围观者暴力，更要反思自杀干预之殇

11月30日上午，四川泸州19岁少年曾鹏宇在微博上直播他的自杀经过。网络上人群迅速聚集，这场自杀被围观。一些人劝慰、报警，一些人嘲笑、不屑。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你赔我流量”，也有人说，“你必须死”。从网络到现实，他最终还是死去了。

见过许多的直播自杀，都仍未能让我们对此多一份恻隐之心，实在是令人遗憾。自杀的过程在被直播，网友的围观百态也鲜明地暴露在每一条微博之下的评论中。除了劝慰，嘲笑与不屑，乃至直言“你必须去死”，在某种程度上还非个案。可为佐证的是，在他的每一条直播自杀的微博中，都不乏点赞者。甚至他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条微博，收获了近5000条的赞。当直播自杀通向现实生命的终结，再来看这样的“围观者说”，显然让人感到无力与愤懑。

直播者已逝，我们再也无法确知部分网友的这种行为，到底对于他作出“必死”的决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那句“你们如愿了”足以令人愧疚。写下《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的青年学者石勇，曾如此分析过直播自杀现象：一心求死的人，已经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既不希望有人看到，也不想看到别人了。所以，他如果“直播自杀”，说明他即使求死的程度很强烈，仍然想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也即仍有生的留恋。于此而言，在网友的围观下，固然有人报警并试图安慰，但那些点赞甚至仍以炒作之动机揣度的人，或许是以最残忍的方式断绝了一位有自杀念头的青年，最后一次与世界打交道的机会和其对生的最后留恋。

是的，每一份面对生命的“喝倒彩”，都应该被反思，并得到改变。但很显然，当直播者最终死去，追问围观者的责任已显得极其苍白，更重要的是，置于一个开放的网络生态，我们固然要呼吁每个人负责任地、理性地参与，但正如现实社会一样，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纯净”。因此，在审视围观者的责任时，还须直面这样一种现实：这个19岁的生命，是在千万人面前以公开的方式完成了自杀，但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阻止与心理援救，这或是最令人不堪之处。

自杀或许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就连直播式自杀也已不新鲜。但由围观者的态度不禁让人疑问：有关自杀，我们真正懂得多少？又有多少可以被信赖的干预力量在制止自杀？有数据显示，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我国已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但与此对应，国内的自杀干预机制还极其匮乏。尽管近年来民间已出现了一些心理危机干预志愿组织，但鉴于在经费、人才和法律保障上的尴尬，其运行并不畅通，且存在过大的供应缺口。

可以说，尽管我们已迈入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但之于自杀的认识与有效干预机制仍极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自杀仍被视为个体或是家庭之事，其在社会层面的负面意义与影响仍在被低估。这样一种认知隔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自杀却习惯性地遭遇“起哄”。事实上，点赞的围观者或并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本然冷漠，而是未能充分意识到自杀的真正可能，看到自杀，对炒作的推断要胜于对自杀可能性的判断。由此而言，强化对于科学的自杀干预理念的普及，对于避免类似的冷漠围观将起到积极作用。而面对直播自杀，在公共网络平台，能否建立有针对性的组织干预体系，缩短网络劝慰与现实救援的时间，也值得思考。

这方面，一些高自杀率国家的经验或值得借鉴。如针对自杀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于2001年首次拨款成立了专门的防止自杀机构。2006年出台了《自杀对策基本法》，详细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雇主等的责任，以及对自杀者亲属以及自杀未遂者的支援，并每年发行《自杀对策白皮书》。这些举措都表明自杀这一现象在社会层面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要避免直播自杀再次成为现实，除了呼吁个体的理性，建立日常式的干预机制，也是我们的必要路径。

朱昌俊（四川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