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改革要透明也要平衡

据报道，广东法院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开庭率达到100%，并在全国首创了裁前报告、裁后报备制度，管住“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名人”的减刑假释。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三类常见的服刑减免或停止状态。尽管事由不一致，但客观上都会导致“提前出狱”。如果不对它进行透明和规范管理，那些事实上更有能力购买刑期、杜撰医学证明的人就有机会逃脱应有的法律制裁。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并最终成功外逃，就充斥着暗箱操作下的钱权交易与各环节的里外串通。“提前出狱”把控不严，将会把司法审判机关努力下形成的司法公正前端，变形为刑事司法执行阶段的司法腐败后端，严重损害司法威信和社会正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罪犯入狱后的减刑假释决定权，事实上由监狱管理者单方掌握，减刑假释事由视乎他们的直接判断。因此，监狱管理者有机会进行“刑期寻租”，罪犯或家属也更有诱因与监狱方达成“寻租契约”。经过改革，减刑和假释的决定权重回法院。不过，在大部分法院只对案件进行“形式审理”以及异议人等相关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减刑假释的实质决定权，依然很大程度上被监狱管理方左右。

而从司法效率的角度考量，如果所有类型罪犯的减刑假释都要经过实质司法审理，从目前法院系统的人力资源来看并不现实，而且一部分减刑假释的确没必要经过冗长的司法审理。率先在一些社会危害严重性较高的犯罪中推行“阳光司法”，是切合实际的做法。

今年2月，中央政法委公布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指导意见，特别选择了“三类犯罪”为重点防范司法腐败的领域，既瞄准了刑事司法执行阶段的腐败问题，也兼顾了司法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在考虑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高墙内的司法改革基本方向还是透明化。减刑假释事由的设定，要遵从公示和可查询原则，并及时告知相关各方。只有事由设定适当、产生事由符合事实，才能成为司法机关裁定是否准予减刑和假释的法律事实依据，不得为某一犯人而特设“事由”。司法机关在行使裁定权时，应遵从“实质审理”原则，开庭率与证人对质到庭率必须达到法定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推出的提前报告与事后报备等制度创新，最值得借鉴之处，就在于它以优化流程细节、收紧各个环节来遏制司法执行的后端腐败，从而让司法公平的阳光照进现实。

（摘编自11月11日《广州日报》，原题为《减刑假释透明化，让司法阳光照进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