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与个体的幸福

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市场运作，一直是学界感兴趣话题。

有研究者曾做过一个实验，让英裔孩子与亚裔孩子玩拼单词游戏。实验把孩子们随意分成三组。对第一组孩子，任由他们自己选择不同颜色的彩笔，任由他们把给定的6个字母拼写成不同类别的单词。对第二组孩子，老师对他们提出要求，只能用蓝色彩笔作答，并且只能拼成某一类词组。对第三组孩子，老师对他们的要求同于第二组，但同时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这样做的。”而实际上，孩子们的母亲并没有参与游戏。

结果非常有意思：允许自己自由选择彩笔和单词类别的英裔孩子，拼出的单词量是老师替他们作出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作出选择时的2.5倍；而亚裔孩子在被告知“母亲希望你这样做”时，拼出的单词量是自由选择时的1.3倍，是老师为他们作主时的2倍。

更有意思的是，实验者观察到，英裔孩子听说他们的母亲参与了游戏并为他们作主时，表现出尴尬甚至反感的情绪，有孩子甚至拒绝“被作主”；而比较之下，亚裔孩子听说母亲在，都表露出欣喜情绪。一位日本孩子在得知母亲已为他作出选择，在游戏结束后甚至主动对老师说：“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她的要求做了！”

通过这一实验，研究者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对行为的影响非常深刻且与生俱来。相比较而言，欧美文化更强调自主选择，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亚洲文化却更重视社群关系，认为个人价值体现在让周围的人认可或高兴。

商务专家对花旗集团遍布世界93个国家的业务网点进行了研究，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如何看待其工作环境。员工们首先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说明他们所认为的在工作中选择权的多少。调查发现，亚洲区员工认为选择权最小，拉美籍其次，欧美员工则认为选择权最大。研究的第二步，让员工填写对工作环境满意度。结果竟然是，大多数欧美员工认为他们拥有更多选择权时，其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更高；而亚裔员工当认为工作越是由上司决定的多时，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则更高。

商务专家这一研究成果其实与前述实验可以相互印证：东方文化背景下，更认同社群文化的员工，也更愿意“被领导”，努力工作直接目的是符合领导的意图；而西方文化背景下，更认同个人主义的员工，更愿意自我决策，努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

社会学家从上述一个实验和一个研究中则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社会强调法治，恰是与个人主义文化大背景相适应：因为每个人都愿意自我选择，因而也必须自负其责；而东方社会更习惯人治与德治，也恰是与社群文化大背景一致：东方人的确习惯生活在社群中间，更习惯生活秩序从小被父母、上学被老师、上班被上司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正因为东方人强调“被安排”好，因此，东方文化对于有权力去“安排”别人的人，赋予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尤其是老师与官员，必须是社会的道德楷模。

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当各种文化在相互隔离的环境中成长时，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不同文化“邂逅”时，我们往往生出对待不同文化的“分别心”，认为某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

一旦有了这种“分别心”，事情往往会变得很复杂。一位印度裔美国著名学者就曾撰文写道，在英国，由于尼克·里森的非法操作，致使巴林银行陷入破产困境，但媒体只会谴责“流氓经理人”；而在日本和中国，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导致媒体大规模检讨“制度与体制弊端”。这恰恰反映了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与东方文化集体主义的不同。但吊诡的是，那些主张检讨“制度与体制弊端”的东方知识分子，却强调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这就是“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思想分裂”。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当任何一种文化想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力图征服另一种文化时，文化的力量就可能转化为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对抗，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产生了。这大概是今天世界之所以陷入动荡与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还是要回到一种简单的看法：文化并无高下之分。东方文化尽管可能在某些人眼中抑制了创新，但正因其常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才维系了东方文明数千年绵绵不绝，这是强调个人至上的西方文明所无法企及的。即使是从纯粹的个人主义出发，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人对于生活环境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已经与文化水乳交融了，所以，无所谓哪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不同文化之间当然需要相互交流和吸纳，但这只能是一个自然演进而非强加与强迫的过程。惟其如此，无论是知识人的内心，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才会更加和谐。

卢周来（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