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敢不能不想”腐败

如何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新加坡的反贪腐经验常被提起，也的确符合“不敢贪，不能贪，也不想贪”的原则。贪腐自然涉及钱或利益的输送。“不敢贪”可能是只要伸手被抓的风险就很大，惩罚也重。“不能贪”则是制度严密，想贪也无从下手。至于“不想贪”，则是贪污往往得不偿失，没那必要。

新加坡的官员“不敢贪”。首先是因为贪腐被抓的可能性很大。新加坡不进行运动式的反贪腐，但却一直坚持不懈，有贪腐的案子就抓。最近两年抓的贪腐案件也不少，政府也一再强调只要有贪腐的案件就抓，坚持零容忍的态度。

新加坡对贪污的界定没有金额的大小，低至几十新元乃至10新元（50元人民币）的零钱，也可能惹上贪污的罪名。而贪污调查局的查案雷厉风行，严格执法，也造就了威慑力，让绝大部分人有“只要贪污就必被抓”的感觉。

“不敢贪”也是因为惩罚重。根据《反贪污法令》，贪污罪名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并且有严厉而明确的罚则，公职人员也会丢掉饭碗。

新加坡在历史上也曾有贪污横行的时代。李光耀1959年出任自治政府总理之后，大力反腐，推动通过《反贪污法令》，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赋予贪污调查局调查高级官员所需要的特别权限，包括逮捕和搜查。它最终变为直属总理公署的一个特殊反贪部门，建立高效的赫赫威名。在新加坡社会上，贪污调查局的咖啡也是有名的“难喝”。

“不能贪”则是制度严密，尤其财务制度漏洞较少。新加坡公务员实行裸薪原则，没有太多的福利，如住房或公务用车等。对于公务支出，新加坡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以宴请为例，有根据来宾的职位等规定的金额和出席人员限制，晚餐每人上限多少，午餐又是多少，写得一清二楚，灰色空间较小。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早期，也曾努力推动修改规则，减少底层人员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这样有时候看起来会有些呆板，但从实际效果看，底层公务人员收受贿赂的空间减少了很多。新加坡的公务部门也很注重各种条例制度的严密性，实际上贪污调查局除了查案以外，另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协助各部门制定规章制度，查找容易引发腐败的制度诱因。

至于“不想贪”，则是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可以获得与市场水平持平的薪水，不必贪污，也完全能够过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生活。而贪污则可能锒铛入狱，还可能丢掉一个不错的饭碗，甚至还可能会失去养老金等。

即便如此，新加坡也注意控制一些容易诱发腐败的因素，如要求公务员不得进行一些投资，对于公务员的自身财务状况申报十分重视，如果有财务困难，则必须要呈报，不呈报或提交假资料可能会被控以刑事罪名。

这“不敢、不能、不想”的三个部分，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反贪腐仍主要靠“不敢贪”和“不能贪”。二者相辅相成，足以控制很多的贪腐。只有在“不敢贪”和“不能贪”之后，才有让官员“不想贪”的可能性。在新加坡的反贪历史上，让官员“不想贪”的高薪制度也是在执政党上台很久、经济好转之后，才让公务员的薪水逐步跟上市场的步调，高级公务员更是高薪，以吸引人才，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