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旱情再考跨省协作能力

今夏以来，我国多个省份陆续遭遇持续高温和干旱。截至8月13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12个省区受灾，受旱作物面积约7499万亩，有234万人、253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其中，除山东受降雨影响旱情缓解之外，其余省份仍处在旱情之中。辽宁遭遇60余年来最重旱情，部分地区进入夏秋连旱，抗旱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阻击旱情，最关键是要解决水的问题。此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已紧急组织向河南省内的白龟山水库以及山东、江苏界内的南四湖调水。然而，原定于8月6日从丹江口向平顶山的调水行动，并未按计划实施。河南防办回应称，并非不愿花钱，而是在借用湖北清泉沟临时提水泵站协商时，对方提的条件过高，导致洽谈失败。综合考虑调水成本、距离等方面后，河南最终决定自建泵站调水。

这个“失败”救急案例的警示意义在于，在阻击旱情的过程中，跨省协作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每一项跨省工程，既考验着国家上层的合理设计，更考验着参与省份的合作能力。如果各省能联手阻击旱情，旱灾损失或许会小很多。

跨省协作没有“演习”，几乎每一次都是“实战”。通常来说，各地都是在实际灾害或问题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在矛盾发生之后才开始思考和寻求解决之道，带有极大的被动性。比如，在曾经南水北调东线建设中，就生态补偿如何解决的问题，江苏与山东两省协商多次，至今还有部分问题尚未解决。而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如何在大事调动中与周围省份合作，一直是一个薄弱甚至空白环节。

今年全国大范围遭遇旱灾，再次拷问跨省协作能力。与地震等突发性灾害受灾地集中、救援目标明确、国家运作相对体系化不同，旱灾既包括素来降水较少的地区，又包括粮食重点产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同时，与以往小范围旱情不同，今年的干旱情况更为复杂，受灾地区省份多。

在此情形下，复杂的旱情要得到缓解，仅靠各个省份闭门抗灾，靠传统方法“自力更生”，或坐等国家救助补贴等，极有可能贻误抗灾时机，造成更大损失。在省内资源和能力不具备应对灾难的能力时，从外省调水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拥有了天时地利，我们更需要“人和”。相比于调水的技术难度、资金投入等问题，各省之间如何在抗灾紧迫需求下，学会沟通、协商、合作以及让步，是更复杂的考验。在我国，跨省合作抗灾没有太多可参考的范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比如，在河南调水风波中，国家防总要求河南、湖北两省“团结协作、克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八个字要一步一步落到实处，却非易事。

缓解旱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跨省协作如能成为常态，信息搜集共享、抗旱技术设备、好的政策经验，均可实现协作共享。其实，这样的尝试已有先例。早在2012年，重庆在防汛工作中认识到，由于未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编制跨省市河流洪水调度方案，给沿江河城镇防汛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后来，重庆开展跨省市河流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工作，实现了长江、嘉陵江、乌江和其他跨省市河流信息共享。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天，整个中国已被各种有形无形的“绳索”绑在一起，跨区域的自然灾害便是“绳索”之一。解决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给官员们提出了新的执政考验——各省份之间不应只有政绩“竞争”，而应该更多地主动寻求合作与共赢。跨省协作需要未雨绸缪意识，今年的旱灾再次给各地思考跨省协作提供了契机和实战机会。当下以及未来，跨省协作能力或应成为执政能力的考察指标之一。如此，才不至于在下一场旱灾来临时，依旧找不到“及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