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路径” 有利害算计

昨日这条新闻引起了足够的关注——“曝85名免职官员逾三成复职，三鹿案官员悉数复出”。“三鹿毒奶粉”事件6年后，除了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的大幅减刑，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

风口浪尖上，对其作出免职决定，最多是出现在短短几十最多百余字的安抚民情，应付舆论的颇为低调的新闻通稿上；而时隔不久，或官复原级，或调往异地，更为低调地复出了，这次则可能连“通稿”这点儿蛛丝马迹都没留下。

这里就要再次重申一个常识，“免职”绝无惩戒性，也不是处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的处分类别中，都无“免职”一说。而近半的起复率，是因“免掉的是职务，不是级别。保留原级别，那么就继续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又为起复留下‘伏笔’。”专家说“降级”可堵官复原职漏洞；而网友跟帖，则更零容忍：表示作奸犯科后，应永不从政。总之，伏笔式复出，说明现行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

而研究85名官员被免后的不同际遇，也很有趣。民众认为罪大恶极的如石首事件、静安大火等造成重大死伤，性质恶劣，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贪腐犯罪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涉事官员，一般复出；而看似只关乎私德，行为不检，作风问题的，如涉及不雅视频等官员，则真正被永久驱逐，打入另册。

说白了，看似私德不检，其实是社会名声、形象败坏了，他们被果断永久驱逐，或许是急着切割责任划清界限，考虑的是舆论压力、社会反响，顾忌的是部门形象，哪里考虑到考核、问责基本程序和规范？而那些公共事故，难道逃脱得了集体决策的干系？这样的官员急于复出，是正常复出呢，还是成了变相嘉奖？

“复出路径”的差别迥异，虽不曾明言，但在一次次的复出沉浮中，却都埋下相似的隐线和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