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 官位守得好,学问做得强——如此左右逢源的事,往往被一些贪腐落马的问题官员轻易搞定。民众以为他们是“学而优则仕”,殊不知其不过是“仕而优则学”:有了官位,混个学问的帽子,既便于升迁,又能从“科研”中捞到便利,一出场还有满场点赞声……这简直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于是,少数“仕而优则学”官员终于靠权钱催化,速成而生“学者型贪官”。 “学者型贪官”落马的案例已有不少。若干年前,先有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款,后有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涉及蓝田股份造假。前者是在回母校重执博导教鞭之后事发被捕,后者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财务专家,论著几多。还有最典型的例子,身为教授、两次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当他因涉嫌受贿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其背后显赫的学者身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他在法庭上自称当年收受企业2300万元,是因参评院士“需要花钱”,一时舆论哗然。 客观而言,有学问,敢担当,善研究,勤思想,这样的官员自是社会之福。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型官员”更为儒雅良善,在官德层面更富自律精神,出事的概率会更小些。但一些例子却颠覆了公众的美好想象。那么,为何一些“学者型官员”没有反腐免疫力?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少数官员是假学者、真贪官,不过是蹭得一个学者身份,便于长袖善舞,活脱脱南郭先生而已。他们的腐败也屡屡创新,隐蔽性强而超脱一般人的认识,尤需值得警惕。 可见,雅贿是一种贪,学者也可能是贪腐路径。只有真正将公权力送进制度的笼子,“学者型贪官”才无计可施、无新可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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