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联手，舌尖才能更安全

27日，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了我省“福喜事件”的最新调查情况。针对“福喜事件”，目前福建省共出动执法人员1336人，就地封存百胜、麦当劳等涉事企业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的问题食品，并约谈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东南快报 7月28日）

福建省对涉及“福喜事件”的洋快餐进行调查，约谈负责人，签订承诺书，尽最大程度保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只是，这是事后监督，如果能形成事前预防机制，市民对食品安全可能会更放心。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保证食品安全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政府监管，二是公众监督。在国内，政府监管包括很多部门，以食药监为主，卫生、质监等为辅，基本形成完整的监管网络，但总是出现漏网之鱼。公众监督则是形同虚设。按理说，市民对自己的健康最负责，但是缺少监督食品企业的办法，一般由半官方半民间的消费者协会帮助维权，或者向食药监等部门投诉。只有间接监督，没有直接监督，再加上法律跟不上市场需求，对违规违法食品企业惩罚较轻，店大欺客已成常态。

这意味着，只有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联手，食品安全才能有保障。可是，我国民众却呈现出个体化的状态，即便存在个人维权渠道，也需要耗费不成比例的时间、金钱成本，得不偿失。之前，最高法表示，消费者知假买假可以照样索赔，但这种惩罚性赔偿并不多，最多十倍赔偿，对企业来说不过九牛一毛。

我们常常感慨，国外公众遭遇食品安全事故，竟然能获得百万千万美元赔偿。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组织化维权的方式，可以对无良企业进行公益诉讼。只要某一个消费者发现过期肉，他就可以代表所有消费者起诉，并提出堪称天价的惩罚性赔偿。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公众是“小额多数被害”，每个人的损失并不大，但加起来损失很惊人。公众分别维权代价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成功。

目前，我国法律由于跟不上社会发展，消费者个体还没有公益诉讼的权利，这就需要革新保护公众的法律法规。公众监督组织进行公益诉讼，才能对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形成巨大压力。让食品企业为疏忽付出巨额代价，他们才会选择遵纪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