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写入官方通报的警钟意味

【要真正管住官员的下半身，让他们不走邪路，最靠谱的举措还是在于管住官员手中的权力。】

我的手机里装了几个新闻客户端，随着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每天都在弹出大小官员落马的消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中纪委通报官员被调查的情况时，“与他人通奸”几乎成了问题官员身上的“高频词”。从地方开发区主任到省部级高官，不少“苍蝇”和“老虎”悉数中招。日前落马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以及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分别是近一个月内第九位和第十位涉及“通奸”的官员。

“通奸”在多年前就已淡出现代话语体系，如今频繁出现在官方通报中，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检索媒体报道，过去10年中仅有两名官员被认定为“通奸”；上月被查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据称是十八大以来被判定为“与他人通奸”的首位高官；在7月2日被通报开除党籍的7名官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等5人均涉及“通奸”。

落马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此前公众熟悉的表述是“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或者“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与这些表述相比，“通奸”是一个措辞更激烈的道德贬义词。或许是因为涉及“通奸”的官员越来越多，中纪委网站专门刊发了一篇《从一个热词看党纪严于国法》的文章，将“通奸”定性为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强调应该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予以处分。

从中纪委有意为之的措辞选择，可以看出反腐和作风建设的风向之变。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存在不道德行为的官员数量可能已有不少，也说明官方对于社会上热议的一些官员“西门庆化”的不良苗头也已有所警觉。事实上，2012年有学者发布统计报告，称当年被查处的问题官员中95％都有情妇，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将“通奸”写入官方通报的醒目位置，是想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道德警钟。

理论上讲，官员在婚姻道德问题上“犯错”的概率，未必要比普通公众高很多。但官员“通奸”案频发之所以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官员的伦理道德约束，要比普通人更严苛；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往案例中存在“与他人通奸”行为的官员，几乎都存在其他形式的腐败问题。更关键的一点是，官员“通奸”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或婚姻问题，它极有可能涉及“性腐败”乃至“性贿赂”，问题官员们在与他人发展婚外恋时所花费的钱，常常都来路可疑。

大体而言，官员卷入“通奸”事件有两类情况，一种是有些官员主动“出轨”，另一种是官员被动掉入“桃色陷阱”。前一种在电视剧和媒体报道中已经见过很多，毋庸赘述；后一种最典型的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庆雷政富事件”，该事件中的“女主角”事后经查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商人将她们安插在官员身边，为的是培养和官员的关系并抓住官员的把柄，以便借此从官员那里获得更多资源。

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一个接一个的官员栽倒在“性”字上，都会损伤官员群体的形象。其实，那些不安分的官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能“招蜂引蝶”，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大的个人魅力，而是因为自己的官职散发着“香味”，有被利用的价值。单是想清楚这一点，官员们也应该洁身自好一些。

当然，将“与他人通奸”作为官方通报的标准用语，仅仅是在道德谴责的层面“加码”。而在现实中，有些官员可能对道德谴责早就已经麻木了。因此，要摆脱社会对一些官员的不良的刻板印象，真正管住官员的下半身，最靠谱的举措还是在于管住官员手中的权力。当官员手中的权力不再能为所欲为、随意寻租，当“性贿赂”失去动力，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通奸”行为才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