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莫向松带着14个人集体下跪,手举标志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治病,上面写着“借我一百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针对社会质疑,7月2日,莫向松对记者表示,因家庭经济困难,自己此举只为获得救助,“我就是想活下去”。(7月3日《新京报》) 向富豪下跪求借钱,只为活下去,这个故事的确很悲情。不过,相比起悲情故事,下跪求富豪这一举动引发的争议更大。于公众而言,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乞讨者下跪求施舍。源于某种感同身受,对莫向松的行为,社会上如潮的道德批评来了。有人称这样的做法是道德绑架,慈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也有人称这样的做法是对爱心的伤害……类似的批评与质疑,充斥着网络空间。 这些道德批评,都言之有理,因为这就是常识。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与借口,莫向松的行为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据了解,这并不是莫向松第一次有这样的举动,此前,莫向松曾在成都的一块草坪上策划了“裸晒”晒死癌细胞的活动,引来不少媒体关注。有这样的“前例”,再加上如今的“向富豪下跪”,莫向松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便不足为奇了。相似的手法背后,的确有“炒作引人关注”的嫌疑。 不过,对莫向松的举动,除去道德批评外,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莫向松要再次这样做呢?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莫向松第一次“裸晒”后,虽然也有人捐款,但捐款总额不到一万元,跟巨额医疗费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另外,对于正当的救济渠道,莫向松表示,自己从未向官方求助过,因为“不太清楚官方救助的渠道”。可以说,正是因为莫向松求助无门,再加上有一些人因为被关注而获得救助的新闻频出,才有了莫向松向富豪下跪的创意。 客观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莫向松,自然很难去体味他的求生欲望有多强烈。而更加悲剧的是,每有类似案例发生,救助机制要么缺失,要么不知情,最后只能依靠媒体曝光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也给人带来一种误导——无论是看不起病,还是生活极度困难,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下,似乎是“大曝光大解决;小曝光小解决”。 当弱者的求生武器只能依赖于“炒作吸引关注”时,更多的弱者都会沦为牺牲品:因为公众会审丑疲劳,一旦弱者没有更好的创意,或是没有特殊的情节可以叙说,就很难再吸引公众的眼球了,那要想获得社会帮助和制度救济,其难度可想而知。 就此来说,我们审视向富豪下跪一事,便不能止于道德批评。在“向富豪下跪”一事上,其真问题是救助机制本身的问题。当一些弱者不知如何求助或无法获得救助时,我们的救济机制,是不是应该在设置上人性化一点,在辐射面上广一点?希望莫向松一事能尽早回归到制度救济渠道,也希望救济制度能更加完善一点,以便能救助更多的莫向松们。 重庆晨报评论员 龙敏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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