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见义智为”当从安全教育做起

四川达州市一名7岁女童李微微为救一名落水同伴不幸溺亡，当地有关部门为避免其行为被其他未成年人模仿，拒绝将其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但在引发网民热议后，当地又改弦更张，计划将其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无独有偶，近日广州也接连发生了两起与见义勇为有关的事件。6月27日，5名小孩在白云区钟落潭镇游泳时遇险，不会游泳的阿浩在施救同伴过程中溺水身亡；7月1日凌晨，白云区均禾街发生持刀抢劫事件，18岁的沈俊江和其他3名群众协助围捕，沈俊江被捅伤后不治身亡。与李微微一样，阿浩、沈俊江在危难时刻不惜牺牲自己挽救他人，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值得称赞。但同时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见义勇为成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必须说明的是，见义勇为是永不过时的传统美德，见义勇为者不分年龄，都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但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不以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阻止悲剧发生呢？在千钧一发的事发现场恐怕来不及有此思索，但事后全社会都该有所反思，才能避免英雄故事以悲剧结尾。

见义勇为一定是冒着某种风险，需要集聚勇气做出的行为。但风险有大有小，小的可能只是经济损失、身体的轻微损伤，大的则可能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在做出见义勇为的行动之前，施救者也应该评估风险，量力而为。比如有媒体报道，沈俊江的堂兄事后称，虽然非常钦佩堂弟的行为，但他认为沈俊江不具备追凶和自我防护的常识。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主张公民直接介入刑事案件，而应首先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至于李微微和阿浩，都属于未成年人，后者甚至不会游泳，显然不是最佳的施救者。他们的勇敢让人钦佩，但或许还有其他更为安全的方式，若有人找来大人帮忙、使用绳索等工具或者尽快报警等，也可能达到救人的目的。

从法律上看，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伦理上看，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是受保护的对象。就李微微个案而言，不顾个人安危救助同伴，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当属见义勇为无疑。哪怕一开始评选被拒，也不是抹杀她做出的英勇之举，更不能片面解读成政府设置了身份歧视或年龄门槛，而是出于对更多未成年人负责任的考虑。

归根结底，除了关注这一个案，我们更该关注这一事件对后来者的借鉴意义，有没有评上某个称号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不鼓励、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鼓励见义智为、见义巧为应成为社会共识。这不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法律精神的实践，也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文社会应然之举。2003年，北京市新颁布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删除见义勇为，改成了“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遇有侵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自护自救”；2004年宁波明令禁止未成年人参加抢险救灾，倡导见义智为……这些变化都说明这一观念渐被社会接受。

然而，鼓励青少年见义智为、见义巧为，并非只需观念一转就水到渠成。除了勇气，青少年还需要社会、学校、家长教给他们足够的智慧和技能，在危急时刻做出正确的举动。目前我国的安全教育还远未到位。有媒体报道，相关调查显示，在我国未成年人中仅有不到5％接受过安全自救方面的教育。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应纳入学校教育，自救、救人技能都应成为必修课程；其次社会也应该重视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完善危险场所警示牌等设施；家长也应给孩子传授必要的安全知识，并联合社区、学校做一些实践演练。只有安全教育一一落实，见义智为、见义巧为才不会沦为一句口号，真正成为危急关头的救命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