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三十年归去来兮

   能在影坛上持续创作30年的导演也许并不罕见，但像张艺谋这样，能连续30年都处在电影创作的风口浪尖、甚至领航电影的发展转向，不能不说是影坛的奇迹。从张艺谋1984年担任“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黄土地》（陈凯歌导演）的摄影师开始，直到“沉寂”近3年、遭遇种种风波后推出新作，无论人们有多么不同的议论和评价，张艺谋在中国电影、至少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领军地位，独一无二。

在30年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都堪称中国电影的风向标。第一个阶段是继《黄土地》之后，他独立执导《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作品，不仅一把推开了中国电影进入世界各A级电影节的大门，而且在全球影坛刮起了以黄河、黄土地、黄皮肤、黄色文明为特征的“中国风”。一批中国电影，以人性解放、人道主义为镜子，一方面用影像揭示了中国宗法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专制和残暴，另一方面呈现了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和对情感自由的执着追求。冷酷封闭的大宅院与鲜红生动的红高粱、红染布、红灯笼，构成的不仅是视觉张力，更是人性张力。这些影片与1980年前后中国的历史反思、文化启蒙、改革发展的大时代交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响亮音符。

1990年之后，《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可以视为张艺谋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些作品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生活，表现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变迁。虽然这些作品在现实深度、表现力度上参差不齐，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其多样化的艺术形态和电影类型、其创作的艺术诚意和探索精神，都显示出张艺谋“与时俱进”的敏感和调整。但这种要一个“说法”的执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逐渐衰落，以及中国电影创作环境的紧张，逐渐陷入这双重困境之中。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面对好莱坞冲击之际，中国电影背水一战，开始市场化改革。张艺谋用一部《英雄》开启了自己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拉开了中国电影产业大发展的序幕。《英雄》不仅是第一部票房超亿元的国产电影，也是迄今为止北美市场上票房成绩最好的大陆导演影片。该片所创造的2.5亿元人民币票房，将中国带入了国产商业大片时代；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则以近6000万美金的票房成绩超越众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影片，高居票房排行榜第三位。风格、色彩、意境的东方风格，美轮美奂的视听奇观，华语大明星的组合，杜可风、程小东、和田惠美、谭盾等跨国跨地区制作团队的建构，为后来中国的商业大片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模式。虽然张艺谋的商业电影毁誉参半，特别是后期几部影片受到诸多诟病，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电影产业的绝境逢生，其起到的推动和引领作用都应被给予高度肯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电影产业的复兴，就不会有电影创作的繁荣。

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在过去几年，似乎呈现江郎才尽的疲态和进退维谷的尴尬。张艺谋在参加著名导演、他的恩师吴天明的追思会时，也表达了自我反省。作为世界级大导演，在人们的怀疑、期待中，张艺谋用一个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重新“归来”。这也许可以看作张艺谋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关注。这似乎是一种电影人文关怀的重新找回。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的主题相似，大时代尽管沧海桑田，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却都是血肉之躯、有情之物，无不提醒着我们对人、对个体、对生命、对爱的价值的怜惜和尊重。张艺谋创作个性的回归体现在他善用人物形象，追求爱的坚韧、情的执着。这更是一种艺术态度的重新定位。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

驰骋30年，创造过众多艺术和商业辉煌之后，张艺谋还在继续自我超越、自我调整，其艺术个性的回归是令人惊喜并给人带来期许的。前不久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上，导演们集体投票同意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空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重新审视艺术与商业、市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的新电影也许又将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无论是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历史，还是当下中国万花筒般的现实，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产生杰作的土壤。只要阳光灿烂、雨水充足，中国电影的万紫千红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