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当从应急到预警

    “利用广州自身的优势，提前一步设计城市创新社会治理工具平台。”日前，中国社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教授来到广州畅谈新形势下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并为广州的社会治理出谋划策。

治理是对管理的提升　　

记者：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提出社会治理而不是过去的社会管理，两者之间有何辩证关系？

牛文元：这里面有联系，也有区别，治理的内涵更丰富。首先，管理是自上而下，但治理希望利用基层自下而上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力量相结合。因此，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也可以看得出来，目前非常注重基层治理能力的培育，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收到更好的成效。

其次，管理一般是自外向内，告诉人们什么“不能”，通过法制等硬性约束来说明哪些事情不能干。而治理是不仅仅依靠硬性的限制，还要通过发动内部的社会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来使社会更和谐。比如通过修身、家风、传承、道德、村规乡约等这些方面来提升内部修养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问题上必须扭转以往只注重成绩而不注重核心价值的教育方法，在为人处世问题上坚持“内方外圆”的规则，在社会民生问题上倡导同情心、慈悲心和自助互助的精神等。因此，社会治理强调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软硬结合、行政管理与道德提升结合，比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和深刻，也更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记者：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有什么？针对这些情况，应该怎样对症下药？

牛文元：社会为什么不和谐? 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提出一个系统性理论，叫社会燃烧理论。引发社会事件的元素包括社会燃烧物质、社会助燃剂、社会点火温度。社会燃烧物质就是人们感知的社会痛苦指数与要求失望指数，比如失业、贫困、社会不公等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可能引起社会事件发生的燃烧条件。而社会助燃剂则可以由国民心理的平均水平反映出来。点火温度则是社会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这三大元素都达到临界状态时，就很容易引发不和谐事件。以往我们忽略了这个理论，但从现在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社会治理也就更加心中有数了。要想使社会和谐，三大元素中的每一个都要关注到。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处理总是在发生之后才启动应急预案，显得手忙脚乱，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一套完整的理论把关口前移，逐渐转变到预警、预防措施，最好“兵不血刃”地把坏事消除在萌芽之中。

网络颠覆传统治理体系

记者：现在广州乃至全国的网络信息都异常发达，网络给社会治理提出了什么新挑战？

牛文元：网络社会跟我们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颠覆传统社会管理中行之有效的三大方法。其一就是等级管理制度，传统社会中的等级管理很有效，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通过信息的筛选、重构和处理，让管理者的意图平平稳稳地传递到基层。但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开始让传统社会的等级管理“塌陷”了，世界变“平”了，一分钟之内几乎所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信息，所以更需要探索在网络社会和虚拟社会共存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方法。

第二，分工变模糊。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分工的专业界限非常清晰，隔行如隔山，人们十分认真倾听权威的声音。现在网络信息非常发达、鱼龙混杂，人人是专家，人人都有可能当老师，开始出现了很多不深刻、不理智、不科学、不权威甚至似是而非的言论。

第三，因为网络社会并非是面对面的交流，信息非常杂乱乃至低俗，难以立即甄别，追责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在上述特征下，如何进行既是现实社会又是网络社会环境下的治理，就成为了社会治理中的重大挑战。我要强调的是应当对于网络谣言有足够的关注，要考虑怎么识别和干预，什么时候干预，这在现代社会治理中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社会事件的影响力和发生频率，一旦超过了一定临界，主管部门就必须进行干预。另外，干预的形式也很重要，是公布真相，还是发言人出面澄清，或者由当事者现身说法，这关系到新形势下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通过这些去探索社会治理的新结构、新方式和新体系。

治理要从应急转向预警

记者：广州一直以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言论氛围，您对广州的社会治理有具体建议吗？

牛文元：面对新形势，我建议广州首先要建立城市社会治理的全网监测预警平台，形成符合自己城市特点的治理工具；其次，利用广州的超算中心和信息技术实力创立全国首家城市社会运行指数的时间序列大盘，以便形成社会稳定态势的长期预测预警基础。第三，通过建立网络自动监测技术手段“智能机器人”，来组建社会网络的自动侦搜系统，为识别谣言和有效干预提供支撑。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会异常事件的早期识别与苗头治理方案来改变以往反应滞后的被动局面，真正把传统城市管理从“应急处置”提升到关口前移的“预警治理”，而且要及时把传统社会治理提升到“现实加虚拟”条件下的城市社会综合治理。通过上述，广州十分有条件率先在国内外研制出社会治理平台的原型机与先导器。

本报记者 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