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保校与武训兴学

“遵义四中老师集体下跪抗议学校搬迁”一事，昨日又有新的信息。遵义四中校办一位老师向媒体表示，老师下跪确有其事，但并非网上所称的“跪着请愿”。根据这位老师讲述的事情经过，事情应该概括为“校长教师互跪”。“当时老师们在校内聚集反映诉求，杜方荣校长劝老师们用冷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说‘要不要我跪下来求你们’。老师们也很激动，说‘我们跪下来求你带领我们保卫四中。’老师们和杜校长、书记都跪下了。”

其实，“下跪请愿”与“校长老师互跪”区别并不大；“我们跪下来求你带领我们保卫四中”不过是一种间接的请愿。“下跪”有失自尊，有伤人格，在他人看来是“奴性的体现”；教师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教师下跪更是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当事人的认识和感受与旁观者未必一致——他们下跪是为了文化使命。四中教师在一份反对学校搬迁的呼吁书中写道：“四中一旦失去了老城优越文化环境的滋养，便如失水之鱼，失根之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总之，在遵义人民的眼里，四中已经成为老城文化的代表、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心目中的精神圣地。四中和老城鱼水相依、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四中离不开老城，老城也需要四中！”

据悉遵义四中已经有９９年历史，明年将迎来百年校庆。一所百年老校，对一座不大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文化地标，是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卫四中，就是保卫文化，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在保卫者的自我感觉中，个人自尊已经不算什么，更何况牺牲自尊能够增加保校行为的悲情，而悲情能够为保校行动争取同情和支持。当一个个体融入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使命当中时，他已经被一种崇高感所感动、所控制，而不会感到自尊的损失。

通过牺牲个人自尊完成文化使命，在中土是有传统的，清代的“武训兴学”是一个典型的先例。武训７岁丧父，稍长后替人打工。雇主欺武训不识字，用假账昧其三年工钱，武训争辩，反被诬“讹赖”，遭到毒打。武训决心行乞兴义学（供穷人孩子免费读书的义塾）。为了获得他人施舍，武训有时还像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吞吃毛虫瓦砾，以取赏钱。有时扮成戏里的小丑，以博得别人的施舍；有一次武训在一个杨举人家的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答应出钱帮他办学。武训自编歌谣唱道：“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武训最终办成了多所义塾，多次获得国家表彰，个人的自我贬损、自我屈辱完全被崇高目标的实现所化解，所代偿。

支持下跪保校的，与支持武训行乞兴学的，是同一个文化心理。如果肯定、张扬个人价值的主张不被鼓励，贬抑个人价值而获得集体价值的行为自然就大行其道，恐怕近年来校园下跪事件屡屡发生都可以作如是观。遵义四中部分教师用下跪来保卫校址的同时，也是在保卫、传承着下跪文化，播撒着古老的文化种子。如果说“保卫四中”是当事人自己能意识到的文化使命，传承下跪文化则是一种渗透到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