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红包协议”何谈医风医德？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医患双方必须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记者探访武汉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无一家开始签此协议。记者调查发现，对于这一在本地尚未普遍落地的新规定，医生反对声音众多，而患者在欢迎之余对其效果表示怀疑。（5月9日，长江网）

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签署“红包协议”，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这一“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广受病垢的医风问题上的审时而为。虽然，“红包协议”是制度上的设计，但落实到医患关系中，其实就是一个开明、互信、坦诚的约定。医生用羞辱了医德的借口抵制，显然在理解上歪曲了这一制度的良苦用心；而患者喜忧掺半的态度，则折射了能否根治“红包”的担忧。

不妨承认一个事实，“红包协议”却是委屈了部分不收红包的医生，甚至“羞辱”了这一层次的医德医风。但更要看清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制度设计都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约束效应，并非要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比如，打“老虎”“苍蝇”并不是说官员都是腐败分子。而签“红包协议”，当然也不能做片面的曲解。这样看来，部分医生拒签“红包协议”的“委屈”，是在太过牵强。

“红包医疗”涉及到的，已不是简单的医风医德问题，而是世风的落寞。有的医生的确不愿收红包，但如果拒绝患者，对方会以为那代表“心意”太少，或者在背地里说医生“架子大”；而患者如果不送红包，“别人都送自己不送”的那份心里阴影无论如何也难以抹去。所以，要牵强地说“红包协议”羞辱了医德，不妨直接的说，是我们自己绑架了医德。

针对“医疗红包”屡禁不止，“红包协议”在制度中的些许尴尬，医生该开阔胸襟。“医疗红包”抹黑了医生的形象，这层你情我愿的医患关系，看似是情理上的简单答谢，实则却助长了某种熏心利益，凸显的也不再是救死扶伤的仁心，而是道德流失下的公益冷漠和人性冷漠。如何拯救医风医德？并不是简单的拒绝“红包协议”就光明磊落的。小偷不会告诉你说“我是小偷”，贪腐官员不会主动承认贪腐，那么，“‘红包协议’是对医德羞辱”，这份矫情，只能沦为公众舆论的另一种大快朵颐。

和患者面对面签下“红包协议”，是医疗行为的进步。这种进步既是制度上的改进，也是医患双方的美好契约。患者本来就担心“红包协议”会不会流于形式，能不能起到遏制“医疗红包”的效果，而医生连签下协议的勇气都没有，着实有情以何堪的汗颜。本质看，这是一份道德的契约，可当人性里拒绝不了某些丑陋，我们坦诚地签下这一纸协议，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