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逸夫式慈善”的榜样价值

1月7日凌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逝世，享年107岁。作为香港知名的电影制作人、娱乐业大亨，邵逸夫在文化领域有极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慈善家，多年来邵逸夫捐助数以百亿计款项，为内地、香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

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和邵逸夫曾说的“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如出一辙。邵逸夫逝世之后，各地网友纷纷“晒”出以“逸夫”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用以纪念他。很显然，和邵逸夫缔造的其他传奇相比，慈善“财富”更散发出永恒的迷人光芒。

企业家致力于做慈善家，邵逸夫并不孤独。比如，股神沃伦·巴菲特曾承诺捐出99％的财产；早在1997年，比尔·盖茨与妻子便共同设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邵逸夫的捐献，并不局限于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邵逸夫发起的慈善项目。比如，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就捐资创立了“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在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

企业家做慈善，不是“良心漂白”，更不是为“睡得安稳”，而是一种精神坚守，一种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小而言之，正如邵逸夫所说，“宽容和做善事是一把健康钥匙，是生活幸福的良药”；大而言之，也正如邵逸夫所说，“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邵逸夫的所作所为表明：只要企业家愿意做慈善家、致力于做慈善家，在慈善环境和慈善制度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能大有作为。

而反观国内，一些企业家宁愿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也不愿在做慈善的道路上有所作为。慈善诚然不是棒喝的“逼捐”，企业家的仁善程度，与慈善环境和慈善制度有不可割裂的关系。但站在慈善伦理、仁善正义的角度看，所有人包括企业家的慈善，应该是不计回报、不问环境的给予和付出。

当然，在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陷入“泥沼”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呼唤更多的民众，尤其是掌握巨额财富的企业家，都能像邵逸夫一样，做能够让“财富”永恒、让善意恒久的慈善参与者。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无疑还是慈善环境的打造、慈善制度的完善，能够更多助力国内慈善事业走向良性循环。因为具体到当下，更多的企业家、更多的民众不可能成立“邵逸夫基金”，去重复邵逸夫一样的慈善路径。而如何尽早摆脱“粗暴慈善”、捐钱给物的原始慈善，逐步走出一条成熟完善、人人能参与人人能受益的慈善“中国路径”，显然应该成为相关方面致力于思考并尽早解决的问题。

而诸如多做慈善可以免税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允许慈善基金会投资经营以“扩大”做慈善，“契合国情”让央企、国企透明做慈善给出表率——慈善环境的打造、慈善制度的完善，不妨从这些更易见成效的层面破题。总之，因循邵逸夫倾力做慈善、让“财富”永恒的仁善路径，制度与人心当有更多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