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若趋好,全局则主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天落幕。自2004年起，中央重新恢复自1980年起连续五年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以及来年元月发布事关“三农”的“一号文件”之传统。自本次会议算起，这一做法已整整坚持10年，“三农”也因此连续受益10年。

最近1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根据“三农”面临的新态势、新问题，提出缓解、破解“三农”困局的“政策大纲”。今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很可能成为国家最终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历史新起点，即从过往数十年的被动应付向未来若干年的主动应对转变。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全新的致力“三农”发展之执政理念阐述：“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有利可图”、“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乡土文化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留守农村和记忆中的故园”。

循着新的历史起点，会议明确强调：“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农村土地承包权始终属于农民家庭；食品安全给百姓一个满意交代；谁来种地重在培育职业农民；新型城镇化必须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由此形成了明年及今后若干年“三农”工作的基干性工作方向和战略抓手。方向为纲、纲举目张。会议据此形成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操作方略均围绕纲举目张梯次展开。

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农业数次经历大起大落。其间，乡镇工业发展及此后更大范围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加剧固化，一度使“农业最落后，农村最凋敝，农民最苦困”成为国家面临“三农”困局的尴尬写照。以至于身在大洋彼岸的布朗先生向世界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正告。2002年深秋中共十六大召开，2003年开春中国政府换届，年初突发的非典疫情及仓促应对，使国家失去了2003年起重新正视并着手缓解“三农”困局的机会。变化始于2004年，从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始，国家重新正视和应对“三农”困局，持续努力十年不怠。

时至今年，中国粮食及主要农副产品实现“十连增”，农民人均收入实现“十连涨”，其中最近4年人均涨幅连续超过城镇职工收入增幅。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1.2万亿斤，折算到每个国民为人均420公斤，形成了令世界惊叹羡慕的“不可思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国人对粮食短缺缺乏切肤之痛。改革来了、粮票走了——历史的巧合在于，从粮食短缺到粮食充裕，今年正好是中国告别粮票20周年。沧桑巨变，足令19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中国人平添感叹。有人做过粗略换算，改革开放35年，中国日用工业品价格平均涨幅约60倍，主粮价格涨幅约20倍，二者近40倍的“价差”，见证了中国政府和8亿农民兄弟，为破解“民以食为天”这一中国历史难题所做的艰苦卓绝之持续努力！

时至今日，若不创新现有农业生产组织形态，继续维持一家一户“一亩三分地”的分散耕种方式，中国农业增产已逼近资源极限。而创新现有农业生产的组织形态，必须由新型城镇化在前面破障开道。今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农民工落户城镇，要实施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要确保中西部约1亿农村人口成为城镇居民。这“三个1亿”可谓环环相扣，尤其是“中间1个亿”对前者和后者起到“撬动两头”的关键支点作用。“中间1个亿”解决得好，新型城镇化巨大的资金缺口压力就能得到极大缓解。

新型城镇化与旧有城镇化之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要确保广大农民成为最大受益群体，旧有城镇化则以牺牲农民长远利益作为造城运动之代价。现实的难题抑或危险是，尽管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今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再强调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但舆论必须清醒看到，新旧城镇化之间并没有鲜明的“楚河汉界”，在地方唯GDP至上的思维定势远未得到清除的现状下，各级政府城镇化操作若对政策的执行稍有偏差，到了乡镇末梢，离中央要求的新型城镇化就会离题万里，生成新矛盾，酿成更多社会冲突后遗症，而新型城镇化亦将再次煮成一锅夹生饭。果如此，实施“三个一亿”工程所腾挪出来的农村土地，也就很难顺顺当当地流向家庭农场或种粮大户，国家粮食安全依然缺乏长久保障的市场基础。

得益于过去10年的持之以恒，“三农”趋好、全局主动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但求新型城镇化不再出现大的操作偏差，使2020年时的中国“三农”形成一个时代新局。

鲁宁(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