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困局：存量改革引发的政治难题

12月5日是泰国的国庆日，也是全国民众为国王贺寿的喜庆佳节。但是，今年的泰国国庆日却笼罩在惶恐与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难以再像往日那样绽放出“微笑国度”的自信与宽容。尽管各派同意在庆典期间暂时放下争斗，英拉政府更是主动让步，任由示威民众占领警察局和总理府，但是政治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

2006年以来，泰国逐渐陷入街头运动的政治怪圈，并由此引发军事政变、司法干政、政治暗杀、流血冲突等一系列政治乱象，不仅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旅游产业遭受重创，而且社会裂痕不断扩大，政治矛盾进一步升级。英拉政府提出“特赦法案”时，曾有观察家认为可能成为泰国困局的突破口，通过“一风吹”的方式，促使各方放下分歧向前看。可惜事与愿违，“特赦法案”非但未能化解矛盾，反而引发大规模街头运动。

从民意调研来看，泰国社会其实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希望能有更加和谐稳定的环境。“特赦法案”之所以未能赢得共识，甚至引起严重政治反弹，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同意“一风吹”为他信脱罪，而在于各方并未就“向前看”的发展蓝图达成共识。

泰国的政治冲突，根源于存量改革所引发的利益冲突。泰国威权政府时期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一方面促成了泰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被誉为“四小虎”；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严重制约了泰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泰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还不能通过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及时改变既有的发展模式，那就很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黯淡前景。

2001年他信上台后，着力推动社会经济改革，一方面实施“草根政策”，切实改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有序启动国内农村市场，启发地方智慧，开拓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推动“对外开放”，努力依托东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促成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得益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信派系所代表的新兴资本集团在泰国国会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泰国社会经济的改革进程。2001年以来的历次国会选举，他信派系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与此相对，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因为群体规模的局限性，很难通过选举掌握话语权，再加上泰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以民主选举的多数表决为基础，讲求“赢家通吃”，缺乏对少数派的利益保障，从而使得泰国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不再信任体制内的政治协商，转而通过体制外的街头运动、军事政变等方式在改革过程中抢占有利地位。

因此，泰国政治要突破困局，一方面需要在体制内构建行之有效的政治协商渠道和保障机制，切实保证少数派的政治话语权；另一方面需要依托外部动力，尽可能将存量改革转变为增量改革，从而在“做大蛋糕”的发展过程中有序化解成本——收益矛盾。英拉政府上台后，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尤其是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借外力实现增量改革。例如，中泰两国的“大米换高铁”项目，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英拉政府面临的大米保护价收购政策的销售难题和财政负担，使之更具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泰国要走出街头运动的怪圈，不仅依赖于冲突各方的宽容心胸，更考验各方领导者的发展眼光与政治责任感。泰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大转型的重要关头，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完成结构调整，那就很可能在街头政治无休止的内耗中，最终沦为失败国家。

周方冶（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