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法治之幸

全国预算公开的典范浙江台州温岭“参与式预算”,最近得到了高层的肯定。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决算审查室相关负责人带队,调研了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受访专家表示,这或可佐证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对协商民主、预算公开的重视(5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事实上,温岭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新河、泽国两镇开始率先“试水”公共预算变革,后来逐渐形成“参与式预算”。经过近八年多的成长与历练,温岭模式越来越成熟,不仅将预算恳谈从乡镇一级升格到市级,预算改革还有多方面的技术性革新。一方面,在镇层面,如今每个镇都建立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专业库,参与库包括16个镇街总共有38763人,专业库2608人,主要由当地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同时,当地成立了阳光预算宣讲小组用来解决公共参与不足的问题。

所谓的“参与式预算”,即人民群众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广泛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协商讨论,人大代表审查政府财政预算并决定预算的修正和调整,进而实现实质性参与和监督政府预算执行的民主实践。譬如,箬横镇在预算支出进行恳谈的基础上,今年新增预算收入恳谈,代表觉得有些项目可行性不大,有些项目土地出让不会那么顺利,肯定要到明年,最后讨论下来砍掉6000多万预算。

这项由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相结合的“参与式财政”改革,无疑开启了我国基层预算民主法治的大门。首先,“参与式预算”有利于公众对基层政府“钱袋子”的看管。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变革,尤其是参与式预算改革,不仅能让公众利用这个崭新平台,有效监督政府日常行为,推动人大监督政府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有利于普通老百姓对政府的“钱袋子”,即纳税人的托管钱财,进行有效看管,从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参与式预算”能架构起公众与政府、人大之间的对话机制。温岭基层预算民主法治的内核,在于为政府预算决策、人大预算审查和民众监督三者之间搭建起民主协商机制,从而建立起公众与政府、人大之间的对话机制,这不仅容易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而且也能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表达权。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人大、政府和公众三方都参与的基层预算民主改革,也能有效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化进程。

此外,“参与式预算”也能有效促进预算民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之间的对接。今年以来,全国各级预算民主开展得如火如荼,无论是广东、上海等省市,还是像财政部、审计署和商务部等各部委,都相继公布了详尽的预算科目；而在基层,除温岭受到媒体关注外,还有曾引爆国内舆论的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预算样板,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对接,不但非常有利于规范、有序地在更大范围推广公民参与预算的实践,也能充分发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的对接优势,积极稳妥地进行地方政府预算民主法治改革的实践。

当然,在目前财政管理体制下,“参与式预算”不能解决预算管理中的所有问题,比如,像基层政府预算编制还不够细化、量化,政府信息公开动力不足以及预算执行过程中大量变更预算等问题,公众很难参与其中。这些问题,仍需要在今后的基层预算民主法治进程中,加以解决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