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纸老虎”是如何炼成的？

作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控烟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14年来竟然没有开过一张罚单，引发热议。为什么开不出罚单？用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人手不够”，现行条例规定，执法主体是卫生行政部门，而卫生系统唯一具有执法权的是市卫生监督所，仅几十个人。深圳市法制办在条例修订草案起草说明中认为，法律责任过轻是导致执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4月8日《深圳特区报》）

吸烟的危害与控烟的紧迫性无需赘言。面对控烟不力的现实，公众呼吁不断，专家纷纷建言献策。原卫生部曾规定，2011年5月1日开始，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烟。但是从深圳出台控烟条例14年来未开出过一张罚单的尴尬现实来看，无论是卫生部的“禁烟令”还是深圳的地方法规，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在我看来，这除了执法人手不够与违法吸烟的法律责任过轻以外，也与烟草消费大环境有关。如果不打破垄断烟草利益，改变烟草消费大环境，如果不提高执法执行力，即便新修订的《控烟条例》提高罚款金额，能否取得控烟实效，依然是个未知数。

从保护公众健康与公共环境的角度考虑，国家严禁发布烟草广告，开展了不少禁烟宣传。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公共场所控烟的规定。比如，广州市要求办公室禁烟，四川眉山市东坡区要求科级干部承诺“未戒烟不得上班”。这些都为控烟创造了舆论氛围，但是由于相关规定不够完善，执行力不够，对烟草广告、公共场所吸烟现象，除了劝阻、呼吁，公安部门以安全的名义拘留过几名网吧内吸烟人员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强制约束力。深圳14年未开出一张控烟罚单，不过是控烟不力的现实缩影。想想也是，如果没有统一的禁烟法律出台，如果执法不给力，地方版的控烟条例恐怕也是无源之水。

当前公共场所控烟执行不力，除了立法缺位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烟草消费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税收来源。今年1月召开的烟草行业工作会上传出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烟草全行业实现工商利税8649亿元，同比增长15.7%。烟草官员以利税功臣自居，更是道出烟草行业政企不分、垄断利益情结根深蒂固的现实语境。有的地方狭隘的创收思维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有的烟草企业还以助学为名用希望工程打烟草广告。备受争议的谢剑平因为研究烟草“降焦减害”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或国家技术发明奖并当选院士。工信部曾因一手发展烟草产业一手抓控烟引发“左右手互博”的质疑。控烟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经济利益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办法总比困难多。倡导禁烟氛围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应该率先禁烟，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不递烟、不吸烟。引导社会潮流。因为在烟草消费潜规则里，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吸烟往往不用自掏腰包，公务人员烟草消费隐藏着不少腐败因素。南京天价烟事件与常州小镇1个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就很能说明问题。

深圳市修订《控烟条例》，加大违规吸烟处罚力度，传递出一种积极的控烟导向。但是，要真正达到控烟目的，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地方公共场所控烟规定为控烟统一立法积累了经验,完善全国统一的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势在必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可做。比如，政府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为控烟提供动力支持。再比如，加强财政预算约束，管住公款烟草消费腐败。提高控烟执行力，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果政府体现责任担当，如果更多地方要求公务员带头禁烟，全社会共同营造控烟氛围，构建健康的烟草文化，控烟僵局或将逐渐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