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运遇到“权利时代”

当拉杆箱的滚轮声在大街小巷响起，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再度启程。34亿人次！即便没有这个数字，人们也能知道，这又将是一次创纪录的春运。经济在庞大体量上较快增长，城镇化率超过50%，这背后，是规模更大的流动人群，也意味着更多人向着更好生活、更好未来的不断出发

人口的迁徙，总有经济、社会的动因。近代中国，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无不是普通人为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活质量因时而动、择地而迁。放在更大范围看，中国的春运，也写照着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连续不断的城市化进程，而伴随这一浪潮的，是对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

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春运，我们可以发现，春运作为每年春节前后的话题库，正反映出公众权利诉求的多样、权利意识的高涨。当这道世界性难题遭遇“权利时代”，也必然会有更多需要想清的事、理顺的结。

“绿皮车”跑不过权利诉求

站票和坐票获得的服务不同，是不是也该有价格差别？铁路本是公共产品，售票网站也好、高铁建设也好，成本为什么不能更透明？抢票插件只是利用技术漏洞，为什么不让下载使用？细审今年春运的这些热点话题，有对公开的吁请，有对公平的要求，更有对公正的热望。

上世纪90年代，春运人次突破10亿，到2006年突破20亿，再到2012年突破30亿。如果说这样的加速度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前行，那么，春运话题的变化，则显示出中国社会另一方面的进步。

从抱怨“票咋那么难买”到质疑“票都哪儿去了”，从赞赏“火车越来越快”到监督“花钱越来越多”，与社会流动相伴而生的，是权利意识的苏醒、利益敏感的提升。而且，过去对春运的讨论，更多围绕个人利益：排第一也没买到票、被黄牛“宰”了多少钱。今天的讨论，却已进入社会价值、公共利益层面。为站票票价减半呼吁的人，大多经常坐着回家；小夫妻为农民工有偿代购车票被拘，表达同情者也大多能熟练上网。围绕春运的这些声音，显示出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关照，也折射出权利时代的群体性焦虑。

20年前，有列车员粗暴地把行李丢下火车，现在，售票员哪怕是打个呵欠，也可能被拍照上网引来围观；曾经的绿皮车上，挤满人也不妨碍推着小车叫卖“瓜子花生方便面”，但动车上，哪怕是赠送的高级矿泉水，也会引来高铁票价构成的猜想。如果还是用“慢车时代”的管理思维，去应对“高铁时代”的权利焦虑，难免会被“追尾”。这也正是铁路发展如此之快，却仍然追不上公众要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