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修宪冲突增加过渡成本

街头冲突不但可能加剧埃及宗教和世俗两极的不信任感，还可能进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资安全度，进而危及经济。如果这样的恶性循环形成，埃及的过渡期将变得无比漫长。

一极是宗教力量，一极是世俗力量，推翻穆巴拉克时曾经携手的盟友，如今却陷入越来越公开的对立。这令埃及的过渡期和未来变得扑朔迷离。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两极，一极是穆尔西总统领导的行政体制，这一体制的支持基础是势力强大的穆兄会。另一极是埃及的司法系统，其支持基础是世俗自由派。围绕去年延宕至今的新宪法修订，二者的较量正在趋于白热化。11月22日，埃及总统穆尔西发布新宪法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认定总统发布的宪法声明、法令和政令在新宪法

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为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随后，穆尔西发布总统令，宣布免去总检察长马哈茂德的职务。总统扩权之举，引发司法系统强烈反弹，随之扩大为世俗自由派的街头抗议和穆兄会支持者的游行，并出现暴力事件。

埃及街头的新冲突，折射出政治动荡之后的过渡成本有多么大。尽管冲突焦点是国家体制的制订，仍然属于“规则博弈”，但其博弈的方式仍未脱离动荡时期的惯性主导，即通过街头行动显示政治力量。这表明，不同立场的两方仍然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

显然，街头行动固有的破坏性、传染性和不可控性，对双方最终达成建设性的妥协并无帮助。相反，街头冲突不但可能加剧埃及宗教和世俗两极的不信任感，还可能进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资安全度，进而危及经济。如果这样的恶性循环形成，埃及的过渡期将变得无比漫长。

事实上，在修宪冲突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潜在冲突。从行政机制一方看，追求集中的权力体系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可以带来更高效的政令运行，并令政体尽早稳固。但从世俗自由派一方看，这种追求既意味着自身权重的降低，还意味着整

个国家的宗教化方向转变。去年初动荡时期外部力量强力干预的副作用至此显露无遗：在留下权力真空的同时，也留下了政治互信的真空。

埃及是中东北非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埃及的动荡对整个地区的形势都会产生影响。从稳定出发，埃及需要尽早结束动荡，进入新发展时期。这一目标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尽早抚平既有历史的伤痛，二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体。街头冲突、非理性攻伐都无益于这一目标实现。而当前，中止通过街头冲突展现力量的政治操作惯性，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