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公共精神如何薪火相传

61年来最强暴雨袭击北京，这成了刚过去的周日里一条重要新闻。

即便是“61年来最大”，我想它验证出的，不过仍然是城市市政建设与应急机制的短板，它们乏善可陈且再次令人失望，或许正是如此，关注此条新闻的媒体更多将目光聚焦到暴雨袭城中的“普通公民”身上：一位陌生的市民开车将在暴雨中跋涉了一公里的母女送回了家；一些被水压冲开的下水道井盖前一直有环卫工人把守，拿身体作警告标志；一辆车被积水淹没拖不出来，警察对人群里喊道：“谁来帮忙拉一把”，结果几十人冲上去；还有人在微博上主动提出，愿意义务去机场运送滞留的旅客……凡此感人的种种，不胜枚举。

即便身在千里之外，我也无法不为这些温暖细节而感动，平凡人的善举总是最容易打动人心。一辆没有漠然驰去的小车，风雨里坚守下水道井盖前的环卫工作者，以及那些不约而同伸出的救援之手、微博上主动发出的“义务”声音，于骤然来袭的危情前，它们是自救举动，是守望相助，也是可贵的公共精神——— 此刻，所有人只有一个名字：受灾者。而所有人都在同一艘灾难的伤船上。

只是，在我为灾难中的公共精神感动不已时，也不由得思索与想象：当暴雨退后，当灾情不再，这些有爱且有担当的市民还会“存在”吗？换而言之，我们还会再邂逅到随处可见的公共精神吗？

答案或是不乐观的。充塞于公众庸常生活中的，可能仍会是整体不堪的道德观感与市民印象：身边那些擦肩而过的市民依旧自私、冷漠与难以被信任，他们可能依旧会不敢扶起马路上摔倒的老人，依旧会在微博上无端约架，也依旧会时不时蹦出几句“排斥外地人”引发轩然大波的言论——— 此间的形象断裂意味着什么，到底哪一种才是最真实的？

反感用“中国是复杂的”来诠释此种断裂，在我看来，“灾难中的公共精神”与“寻常生活中的庸常道德”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都对应了最真实的生活背景。之所以会以某种近似二律背反的悖论出现，其实不过是说出了两点真相。其一，并不像某些人刻板成见的认知，我们并不缺乏公民精神与公共参与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本身就是普通公民的自觉与本能；其二，于寻常生活中，缺少的可能更是公共精神的表现动力与路径。于是，围观者更多看到的是寻常个体者道德之“小”，以及只有灾难与大型事故才能检验出的公民成色。

别去怀疑“人性本善”，公共精神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毫无疑问它首先要来自于一种常态公共生活的实践。

可反观现实，此种实践的参与途径与氛围都是不够的。无论是监督公权、社会自治、道德建设还是平等意识的培养，许多公共事务信息不透明，公民意见表达常被遮蔽，难以达成公平的博弈，这一方面必将导致公共事务“最大公约数”成效的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也必然挫伤公民的参与热情，被迫自我归类于“局外人”。最终的结果自然只会是，常态语境和现实中，看不到诸如民间组织自治中的自我主体性，也很难生出对他人苦难、遭际的自然同情与援手。

常态的公共精神从何处来？怎样才能把灾难中的人性瞬间固化为更永久的叙事，成其为触手可及的社会良性资源？它显然需要常态化的“出口”和引导———“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公权者有着怎样的道德形象，就会衍生出怎样的示范效应，公权者必须积极加强自身道德形象的塑造，以感召和激发公众的日常之善。此外，制度建设必须发力，让公众参与到社会之善的共同培育中来。譬如，可否对暴雨中努力作为的普通人加以表彰，以衍生出更多社会正能量？譬如，可否从救济机制着力，减少普通人行善的后顾之忧？

暴雨“走”后，公共精神如何薪火相传？这是更真实的“娜拉之问”。在为暴雨中的遇难者送上一支素菊外，它一样需要被追问。否则，如同暴雨中似乎无解的“看海”现象，每逢灾难才现的大人性之美，它虽催人触动，终究难以令人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