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现状之忧

研究生教育现状之忧

——中国大学生态纵横谈之十一

我国学位条例已颁布31年。30年来，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大批“文革”中大学毕业的五届生和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级的三届大学生，争相报考研究生。那个时候，报考研究生的目标非常明确，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瞄准一个专业，并以此作为自己终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考上研究生的学子也只有一个目标：夺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学习，立志献身学术、献身科学。上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生导师，大部分是已经很有成就的教授，因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他们得不到指导研究生的机会，所以恢复研究生招生，也给这些导师们带来极大的欣喜和激励。焕发了学术激情的导师们把指导研究生当作神圣的事业，非常认真负责。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努力，造就了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辉煌时代，涌现了成千上万的高层次人才。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研究生教育的状况堪忧。

堪忧之状，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导师队伍的断层。进入二十一世纪，相当一部分导师到了退休年龄，他们不再担任指导研究生工作。许多大学为了方方面面的平衡，不论学术生命是否还具有活力，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让这部分导师一概退休。这样，有相当多的学科指导教师青黄不接，导师队伍后继乏人。（当然，从数量上说，博导的人数反而增加了。）更堪忧者，导师本是一个工作岗位，但各大学基本把它当作一种职称，甚至荣誉头衔。评上导师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荣誉。于是争列导师的战斗烽烟四起。这样，导师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了。这无疑是指导研究生工作的异化。有的大学甚至遴选一批有导师头衔而不实际招生的博士生导师，搞所谓的“评聘分开”，更把导师作为一种荣誉的做法推到了极致。

二是研究生学位点的无限扩张。多年来，是否有博士点、硕士点，被当作衡量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这就引导众大学奋力争取博士点、硕士点。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笔者曾参加一所新建大学的学士学位合格评估，评估结束时，该校校长明确地说，下一个目标是要争取硕士点。于是，没条件者“重在运作”，“跑点”的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再者，只论数量，不重视内涵建设，由拼凑起来的队伍去争博士点、硕士点，点批下来后竟然无导师的现象也不鲜见。现在批准博士点的要求有所降低，有的学校教授仍然是那些，博士点却可不断增多，岂非咄咄怪事。这也是一种异化。所以，学位点多，并不代表整体实力强。

三是培养质量的下降。大学本科生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化教育，本科生人数骤增，由于就业的压力，使得更多的本科生选择考研，于是硕士生教育也大众化。同样，博士生也在扩招，中国博士生的数量甚至超过美国。这同样带来生源质量问题。上世纪80年代，全国博士生招生数还不如现在一个省的招生数。另一方面，研究生入学后学习目的性模糊，只为“学位”不为“学问”；只为文凭不为学术，不但硕士生如此，博士生也已未能免俗。研究生入学以后，很难进入学习和研究的状态。第一年忙于应付外语考试，第二年才有点时间看点书（有的则忙于作家教，因为助学金太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第三年草草应付论文，主要心思放在找工作上。如此三年，能学到多少东西？而官员跻身硕士、博士队伍，也给研究生培养带来极大冲击。官员忙，大多没到学校上课，专业课的学习流于形式。还有，有的导师一年招十几个博士生，如何指导？有的导师不负责任，不认真上课，博士生一个学期也难见导师一面，甚至导师只是挂个名。研究生和导师疏远，也是培养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四是制度规定的不合理。研究生是精英教育，研究生招生本来应该给学校和导师更多的自主权。但是，现在一些学科招生时连专业课都全国统考，实际上是研究生考试高考化。再如，硬性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要发多少篇论文，博士生还要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这种规定，看起来好像是严格要求，其实是脱离研究生培养的规律和实际的，此种速成要求，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而且还对社会上代写论文的“产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出口方面，又非常宽松，极少有研究生不能毕业的，几乎人人都“成才”。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现在硕士生招生，把硕士研究生区分为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就是一个从分类培养入手的很好的改革措施。但愿以此为契机，研究生教育改革能取得更大的进展。（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