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女工“三期权利”亟待法律给力

小傅怀孕了，出现“先兆流产”，医生建议休养，她向公司申请辞职，却遭拒，只好坚持上班。之后，她突然流产大出血，公司立即给她办了辞退。昨天，小傅打进导报热线称公司的做法让她寒心，希望讨个公道。（4月19日海峡导报）

怀孕了多次请辞被拒，上班致流产立即被辞退。这样的现实令人心寒，众所周知，女性“三期”是自身生理的特殊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里，女性最需要的是理解、关爱和呵护。然而，现实中，女性不仅要面对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甚至婚后什么时候生孩子也成为许多女性的纠结。

为什么生孩子也令女性纠结？其中关键原因就是担心生了孩子，也失去工作。小傅便是现实例证。小傅的例证不是个例，而是许多遭遇类似经历女性的共同困境。为何保护女性“三期权利”早有法律和制度规定，可现实中侵权事件却一直难绝？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维权难之外，关键是对侵权者（用工单位）缺失法律惩处。就说小傅，怀孕请辞不批，上班致流产立即被辞退。不仅如此，住院期间，小傅的医保卡也被停了，很多项目不能报销，至今还有5000多元医药费没有结账。找公司论理，公司的董事长居然说，小傅不是公司的员工。还说一切“按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公司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关键是即便按照劳动法处理，公司最多也就是赔偿一点钱而已，换言之，公司尽管侵害了小傅的“三期权利”，在赔偿之后，没有任何其他“损失”。

正是因为对用工单位侵害“三期权利”缺失后续的法律惩处，使得用工单位没有侵权“后顾之忧”，在侵权时也就理直气壮，甚至“倒打一耙”。如果拖得被侵权方因“拖不起”而退让，连赔偿也不用，何乐而不为呢？

相较于用工单位，劳动者是显然的利益博弈弱势，女性就更显弱势。本身就处于权利弱势地位，维权又难，再加之用工单位侵权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想见，女工“三期权利”是何等之嬴弱。为了治理农民工讨薪难，对恶意欠薪行为已经入罪。由此我想，既然能对恶意欠薪入罪，对恶意侵害女性“三期权利”也应入罪。相较于恶意欠薪，恶意侵害女性“三期权利”同样是对劳动者权利的粗暴践踏和社会文明的肆意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