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定额可遏制租用豪车

日前，广州市人大代表财税小组到市财政局就广州市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安排以及财政预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展开视察时，该市人大代表刘景元说，不少单位长期租车，租来的车不少是大排量的豪车，严重超标。（11月23日《信息时报》）

租用豪车或者长期租用超标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这种现象可谓是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生动诠释。同时也说明了，在制度设计不健全时，单靠对个别缺漏的修补，难以达到彻底根治的效果。可以预见的是，或还将出现比租车更高明的规避手段。

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目前尚没制定成型的禁止性规定，更在于部分机关追求公车超标消费的内在冲动。也就是说，不制定公车消费的总额限制，这样的现象将无法得到遏止。即便出台相对应的具体措施，也将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

其实，就技术操作层面而言，治理这样的现象并非无药可救、无方可用，关键还在于具体落实与实际操作。这取决于，具有管理职责的权力部门是否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决绝之情来施行。只有做到从施行层面严加管控，租豪车现象才能真正改观。

让我们回到可供操作的技术层面，遏制租用超标者最简单的做法，即是“从费用总额上来进行限制”。当需要公务用车时，规定一个支出底线，超越标准的费用由部门，甚至私人负担。那么，作为理性而自利的社会人，又有谁愿意自掏腰包去绷面子呢？

当然，这涉及到公务交通支出标准的制定。如果能施行限额公务交通费用，这样的标准制定，就不会成为公车改革的拦路虎。事实上，操作层面可供借鉴的标准很简单：严格按照出租车打表的里程来计算，这一标准既透明又简单，极具可操作性。

还是那句老话，到底相关管理部门是否有彻底治理租用超标车的决心，是否能遏制其内心膨胀的超标消费的冲动？因此，引进问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你要自掏腰包充面子咱不管，但要损公肥私地超额挪用额外费用，那么对不起，你将受到相关的行政甚至法律处罚。

执行公务时租用豪车超标使用，从面上看似乎是公车消费的变种。但从根子而言，是没有限额或定量划拨公务交通费的病变。因此，治理超标租车，还当从遏制公车费用总额这一经济根源来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