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令”未必能破解“执行难”

报载，今后，欠人钱财又拒不履行判决的“老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潇洒了——“老赖”买机票、住星级宾馆、打高尔夫球，甚至连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高消费行为将正式受限。昨日，记者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即日起厦门法院开始启动“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活动。(见11月10日的《厦门日报》)

限制“老赖”高消费，其初衷是好的，但能否取得应有的实效，可能还得打个大问号。因为“老赖”们顽固不化，玩“躲猫猫”或“猫捉耗子”的游戏，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今，发道“限高令”，就能破解民事裁决的“执行难”，从而药到病除？恐怕值得商榷。

事实上，禁令是禁令，执行是执行，结果是结果。“限高令”能否带来良好的执行结果，关键取决于“限高令”的合法与合理性以及能否被执行的力度。然而，现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它是每个公民自主权的一部分。”而限制“老赖”高消费，就是限制“老赖”的消费自由权，这与消法不符，有涉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之嫌。毕竟，“法无授权即禁止”，缺乏法律支持的“限高令”能否被执行，值得考量。

一般而言，“限高令”只能在本地执行，如果这些“负翁”在全国各地高消费怎么办？如果这些“负翁”由其子女代为高消费又怎么办？如果要监管，由谁去监管，怎么去查证？如果真要管到底，无疑是执法高成本的“高消费”，得不偿失。不仅对“限高令”的监管难以到位，其可操作性恐怕也不强。且不说法院对“老赖”采取拘传、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手段都无济于事，单说“限高令”实现“一刀切”，就缺乏明智。因为这些“负翁”中的“老赖”情况各不相同，法院若不全面核查实情，就下达“限高令”，恐怕既缺乏人情味，也会使“限高令”脱离实际而成为一纸空文。

其实，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等法规，还是公序良俗，都对“老赖”予以惩治和谴责，“执行难”根本不在于缺乏惩治手段，而在于“老赖”对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与遵守。若不从普法教育入手，提高国人的遵纪守法意识，武装“守法头脑”，而随意来个“法院冲动惩罚”，涉嫌剥夺人权、亵渎法律且不说，这种“限高令”，可能面临“执行难”。如此“限高令”，想说爱你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