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不信任何以至“步步惊心”？

患儿小涵因手足口病到广东省妇幼医院就诊后，即被送进ICU，患儿家长很紧张，全程记录医生诊疗并“句句录音”；医生也很紧张，诊疗时要求家长“步步签字”。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医院介绍了小涵的病情新进展，并回应了家长的一些疑问。

“八毛门”刚虚掩而闭，更极端的“录音门”又进入公众视野。眼下医患不信任见得多了，但像“录音门”这般，搞到如此“步步惊心”的地步，还真不多见。患儿家长和医生都说是“一片爱心救孩子”，可救孩子非要“暗战”吗？家长把医生看成敌人，认为医生治病肯定会开大药方，挑贵的药开，目的就是为了多赚钱；医生把家长看成敌人，认为家长不了解病情，还经常闹事。这种医患之“病”又该如何治疗呢？

与那些医患大打出手的“明战”相比，“暗战”似乎又文明了很多，然而所提示的医患不信任却丝毫不逊。家长“句句录音”，首先就是对医生的不信任。医生“步步签字”，说白了也是对责任的一种撇清。可双方为什么都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医生在让患儿家长签字时，有没有明确告知每一个细节，包括为什么要用贵的药而不用便宜的药？而家长在录音时，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质疑到底有多少专业依据？还是出于对医生本能的不信任？

由此不禁想起不久前有新闻说，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表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抗生素毁掉一代人。不否认有医生为了牟利而开大处方。但反过来，是否也有患者自作主张地认为，只有挂水病情才会好得快，主动要求医生过度治疗？

身处转型社会，患者和医生都有焦虑，都把这种焦虑和紧张传递给了对方，从而将最基本的信任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我们可以将其归之于以药养医的体制，但抛开体制，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和信任缺失的问题。

广州社情民意中心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市民对医生看病的诊疗效果满意度比两年前下降5%，因而病情不重时，近五成市民宁愿选择“自诊”而不去医院。然而社会终究是有分工的，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医治医患之“病”，只有从重建社会信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