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在给念完小学的女儿算账时发现，去年一年女儿光花在学校组织的各类捐款上的钱，就有四五千元。对此，孙先生女儿说：“钱都是妈妈奶奶给的，后来老师说我是班级里捐得最多的人，给班级争光了，就表扬了我，之后每次捐款，我就想继续捐那么多吧（见9月7日《钱江晚报》）。”

一名小学生在学校里，一年捐款就高达四五千元。这么大的一笔捐款数额，就是挣工资的大人们，恐怕也会产生承受不起的心理感觉。孙先生的女儿每次在班级里捐的最多，都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孙先生的女儿为了受到表扬，为了继续保持这个“荣誉”，只能用继续多捐的方式来维持这个“荣誉”。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长沙县推出一日一捐活动。要求当地的老师一天捐出一块钱，每名老师一年就要捐出365块钱。当地的许多老师纷纷向媒体爆料，表示这样的强制捐款负担太重。而一名小学生一年就捐出了四五千元，老师却一直在用鼓励的方式，诱导孩子继续保持这样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到底怀着怎样的龌龊心态。

这就像是一名教师，面对举刀想割他身上的肉的人。他可以讲出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来规避被人割肉的现象发生。然而当他们因为职业的需要，需要拿着刀子割孩子们身上的肉的时候，他们会编造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把孩子主动接受割肉的行为，描绘的很高尚、很神圣、很伟大。

这就是我们的募捐现状，这就是我们的募捐心态。当许多人面对强制捐款时，不免表现出被人打劫的痛苦和愤懑。当他们转身成为募捐者时，又产生了让别人捐更多的钱的兴奋和愉悦。别说小学生一年捐钱四五千元，就是小学生一年捐钱四五万元，跟教师们又有何相干。小学生们捐得再多，那也是在别人身上割肉，教师们又怎会产生被割肉的痛感。劝小学生捐款无可厚非，可是竭泽而渔的手段让人厌恶。

教师不愿意被强制捐款，政府部门的领导会讲出捐款的N个好处来。然而当教师转过身来，面对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小学生时，同样的也会讲出捐款的N个好处来。对于比自己更加弱小，而且没有工资收入的小学生，教师采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强捐当然不妥。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更加“人性化”的办法，先给小学生精神洗脑，再辅以表扬、鼓励、排名的方式逼小学生们就范。

当每个人面对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现实时，总会把它描绘得很丑恶。当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现实，自己无需接受而又需要自己推销给别人时，某些人总是把它描绘的很美好。

当慈善募捐成为成年人之间的一种强制行为，慈善标准的制定取决于权力的大小。权力大的人可以逼更多的人就范，权力小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只能被强制。当慈善成为成人对于孩子的洗脑，不高尚的成年人在鼓励孩子们行为高尚。这样的慈善募捐行为，是不是已经远离了慈善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