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广州亚运会后82个场馆运营绝大部分亏损，其中亚运城体育馆长期空置，每月光照明费支出就达11万元，8个月来只唱过两次红歌，安排过1次比赛。

有关人士坦言，许多场馆目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继续空关维护，就得长年累月往这个无底洞里扔钱；硬着头皮组织一些比赛、活动，弄不好非但不能带来收益，反倒因支出的增加而雪上加霜。至于改造、综合利用等，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型赛事需要新建不少场馆，赛事过后需求大幅下降，造成闲置、浪费并不罕见。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全新修建12座设施，造成巨大浪费，多达15亿以上的亏空直到2006年才还清，许多场馆至今仍处于半闲置状态；2004年雅典奥运热闹非凡，但赛后大量场馆闲置，每年为维护它们，需耗费多达1亿欧元的资金；被认为在成本控制上做得尚好的2000年悉尼奥运，同样出现了不少闲置场地，澳大利亚人同样要为此每年白白扔掉至少3200亿美元。

在中国，这样的问题同样普遍。1990年亚运结束后，位于当时十分荒凉偏僻的北四环的奥运村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寂寞了十多年。

正如不少行家所分析的，大多数大赛后闲置的体育场馆，都是因为只考虑赛事方便、不考虑赛后方便所致。因为大赛期间比赛密集，交通压力也大，主办方往往采用把场馆放在远郊并集中布置的方法，为赛事安排“行方便”，等大赛曲终人散，这些离成熟社区十分遥远、又扎堆分布的场馆，又怎会很容易地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即便融入，又怎会不需要大量的投入？

自洛杉矶奥运会起，精打细算、少建新馆成为各国主办大型运动会省钱的不二法门，洛杉矶只修两个新场馆就办好一届奥运，更成为各国津津乐道的事。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许多城市体育场馆“欠债”较多，兴建新场馆也无可厚非，事实上，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在世界处于后列，国人并非不需要体育场馆。问题是，许多专为赛会建设的场馆既不符合职业俱乐部主场的需要，也不适合群众体育的需求，加上场馆经营方头脑僵化，不屑做群众体育的“小生意”，造成一方面新建场馆空置浪费，另一方面社区群众又找不到健身场所的奇怪局面。这就要求大型运动会承办方在筹建之初就更多从日常使用、而非仅仅从赛事方便角度安排场馆，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奥运大量使用可拆卸看台，启用剧场、展览馆当赛场，不少欧美国家尽可能将新建场馆放在人烟稠密的社区中心或运动需求大的学校，这些经验都值得认真借鉴。

体育场馆都是大中型基础设施，日常维护、管理费用高昂，如果布局错误已经铸成，不论继续空关维护，还是不计成本“救场”都可能越陷越深，就应在精密计算后果断“止损”，避免更大损失。前面提到的雅典、悉尼两届奥运，同样出现大量闲置场地，但悉尼的亏损要小得多，奥妙就在于澳大利亚人果断拆除了部分“无药可救”的空置体育设施，将腾空的场地转作他用。当然，如果能效仿亚特兰大，兴建一些“建了就准备拆”的场馆，就能更好地控制亏损。

事实上，在大型运动会场馆利用方面，广州曾有过良好的纪录，当年的第六届全运会，天河体育中心的修建曾起到带动一大片社区发展的重要作用，那届赛事的精打细算曾为全国媒体津津乐道，更古老的越秀山、东较场也给市民留下几代人的美好回忆。量力而建，量力而为，是任何大型运动会成本控制的诀窍所在，也曾是改革开放之初，广州人成功举办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如今日子好过了，腰包变鼓了，万不可把曾经学会的“法门”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