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今年的城建工作，“厕所”不可避免地成为关键词。先是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提案炮轰公共场所的厕所数量男多女少，继而网友和媒体也热闹渲染了一番。最近，韩委员收到答复，广州市城管委3月专门制定了《关于提高公厕女性厕位比例实施意见》；近期将制定《广州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通过立法，将男、女厕位比例1:1.5的要求作为强制性执行条款纳入《办法》实施。

女厕大排长龙的景象充斥着车站、机场、电影院和公园多年，至今没有改变，整个社会也长期熟视无睹，这个女厕提高比例的立法，算是给女士们的一个迟来的小正义。权利的保障，不应该只是数量上的相等，而应该是真实需求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和满足。城建部门有这样的人本眼光和性别意识，能照顾到两性的需求的不同，当然值得鼓励。

提到“真实的需求”，1比1.5是否足够，在技术层面上值得深入讨论。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数据是，两性使用厕所的单次平均时间，是男45秒女80秒，约为一比二。香港政府今年正在研究，将商场和公共娱乐场所厕位的男女比例，由现在的一比一点二五，大幅提升至一比一点五。而台湾则在去年通过修订《建筑法》，要求高峰时间“同时使用类型”的建筑如学校、车站、电影院等男女厕大便器比例不得低于一比五；“分散使用类型”建筑如办公厅、工厂、商场等则为一比三，实施效力溯及既往。这个法律有着相当的制约力，对于不达成规定比例的机关、公共场所负责人可处以“怠忽职守”。在此之前，以行政法规形式制定的相同标准，已经执行约5年。

更近的经验，是上海世博会。世博会厕所作为日均60万人次的“最热门场馆”，其空间设计和性别比例，都经过了严格的前期调研，调动了近百名工作人员，分别到上海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火车站、机场、人民广场和豫园等人流集中地的公厕外进行蹲点，掐着秒表对近4万人次进行跟踪测试。最后的测算结果是，男性如厕平均时间为48秒，女性平均时间是123秒，常人从产生便意到解决一般容忍度为15至25分钟。最后调查计算出男女厕位比例应在1：2.2至1：2.5之间，人们必须在任何地点15分钟内找到厕所。此外，上海世博园的厕所，一般有三个入口，一个入口是男性的，两个入口是女性的；而且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通过改变建筑结构进行弹性调节。

从以上数据来看，广州的新标准还是偏低。不过，台湾妇女现在争取到的女厕高标准，是她们“厕所革命”烽火十几年的战果。1996年，台湾妇女团体在公共场所发动“抢攻男厕运动”，台湾最高学府台大女生们成为急先锋。一旦遇到男厕门可罗雀，女厕人满为患的情形，女生们便强攻男厕。她们还掐着秒表举办“尿尿比赛”，凸显男女如厕需求的差异。当然，如今在台湾，男士为排长队的女士们把门，“延请”女士们施施然进入男厕，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交礼仪”，这也是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横扫女性选票的招数之一。

北美同样经过波澜壮阔的“厕所革命”。1990年，休士顿女子WELLS因为女厕排队太长，就尾随一位护送女友上男厕的男士去了男厕。这两位女士都被警察课以两百美金罚款。然而， WELLS收到上千妇女的来信，得到整个英文世界的支持，人们甚至表示愿意为她支付罚金。而一位陪审团成员如此总结：“我觉得女人的需求已经被忽视很久了。现在是我们重返公共建筑物，要求为妇女提供更恰当的设施的时候了。”如今，在欧美国家和一些国际场合，女厕告急时女士进入男厕，也是无可厚非的惯例；在一些比例无法改善的老旧公共建筑中，管理方时常要出面维持秩序，将男厕临时挪为女用。

提高公共厕所女厕配比，需要一个很长的立法、修法、建筑和改造过程，但在此之前，广州和中国女士们还要等待多久？当排着队内急难忍的时候，谁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强攻男厕”？那第一个为女士把门的新世代绅士又何时出现？我们的公共空间如何增加弹性，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也许，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公厕性别比的尴尬。今年两会期间，在广州关于公厕的报道中， 《新快报》记者在政协分组讨论会场看到，“由于男委员较多，现场男厕难得地排起队来。”而一位委员还提到，在一些政府机构，也有男多女少的情况， 1:1的比例也够用了，无需再去增加男厕数量。有意思的是，最终是一位男委员出来呼吁女性的空间权利，而不是女委员。

显然，妇女们需要去攻占的，不仅仅是厕所。这就不难理解，国务院刚刚出台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为何将“推动城镇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与实际需求相适应”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放在一个文件中。这份《纲要》明确提出，在场馆、商场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规划中，从性别视角进行公共厕所的男女使用需求和效率的分析研究，充分考虑妇女生理特点，确定合理的男女厕位比例。同样，《纲要》也要求积极提高女性在人大、政协、国家部委、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管理层、职工代表大会、村委会、居委会的比例。这些“形而上”的空间，必然与厕所这样“形而下”的权利，有着某种对应关系。（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