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是无限复杂悬疑的事，不过，婚姻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他们回到家乡后往往又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在事业上往往会遭遇“拼爹失败”的挫折，最后被迫又返回北上广。

在逃离与返回之间，年轻人那颗被折腾的心，始终不曾有幸福的安宁。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乡“拼爹”，很难；复归北上广做“蚁族”，又很苦。来来往往，对故乡与远方来说，很多年轻人都是陌生人，没有心之安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正面临着无处可逃的窘境。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多年，让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相对公平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你有真本事，努力认真，真不至于混不到一口饭吃，而且很有机会走进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是很多二三线城市稀缺的。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的“萝卜”招聘与“拼爹”游戏，就间接伤了年轻人“报效故乡”的心。

不过，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也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人生追求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幸福。幸福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落后封闭的故乡，纵然是在四角天空里整天锦衣玉食，恐怕他们内心幸福指数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对人们的心灵占据的力量，现在经常被低估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心灵也容易发散到彼此无法聚拢之处。面对文化价值断裂，个体太无力了。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们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地方官员的市侩嘴脸让人难以接受，这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我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都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艳俗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了。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而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文化却又能提供出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疗治。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地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之中。现代公民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而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