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1日下午，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192个成员国代表批准了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连任决议。他将从明年1月1日起再任五年。

尽管新任期尚有近半年才到，潘基文就表示，自己将继续履行好“协调者”和“架桥人”的职责，并称将以中国典籍《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准绳，和各成员国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对的各种挑战。

一些欧美媒体曾指出，被称为“隐形人”的潘基文，缺乏前几任秘书长所特有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即便在他最为迎合的美国，其知名度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人在他当选当日，在加拿大一家网站撰文称，同为“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安南等几位更像“长”，而潘基文更像“秘书”——五大国的秘书。

的确，潘基文在第一任期尽管忙忙碌碌（是联合国历史上出差最多的一任秘书长），颇不似《道德经》里“无为而治”的做派，但他的“有为”，往往是在某些大国愿为、欲为，且其他大国至少不激烈反对的事项上，如在阿拉伯世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中态度鲜明，在科特迪瓦调停时未经安理会程序便擅自授权法国动武。而他“无为”之时，则无一例外是碰上某些大国明确反对的硬钉子（如哥本哈根峰会无果收场，“新千年计划”纸上谈兵）。

与其说“为而不争”，还不如说他为也莫可为，争也不须争，能做的只是顺水推舟。也正因如此，他才未遭际瓦尔德海姆、加利两位前任被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票否决的惨剧，无惊无险地“保送上二期”。

然而说到底这也的确怪不得他。虽说是“第一国际组织”，但联合国原本就是二战的产物，体现的是雅尔塔-波茨坦体制所决定的战后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联合国本身既没有一分一文，也没有一兵一卒，它的力量、权威，说到底来自192个成员国，且由于体制和现实的约束，更多来自大国、强国的意志表现；联合国的扯皮、彷徨，体现的是大国间的分歧和讨价还价，而联合国的决断、行动，则是大国间分歧化解、妥协达成，开始落槌成交的反映。

这虽然有失公平，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运作的现实，越是有个性、富于改革勇气的秘书长，就越容易与这个或那个大国产生原则性分歧、龃龉，从而影响大国之间、大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与共识，影响联合国干预、调停国际热点事物的能力。与之相比，一个“为而不争”的秘书长，却可让联合国这台稍有些过时的低效机器，维持运转。潘基文的五年，的确是安理会争执和否决权行使较少、“出勤率”较高的五年，正因如此，当潘基文6月初表态参选连任，不到两周时间，“五常”全部支持。

一些看不惯潘基文的人，对其在首个任期里拖延联合国机构改革，最终把热灶拖冷耿耿于怀，事实上这也很正常。首先，潘来自“团结求共识集团”骨干国之一的韩国，这个集团原本就是稳健改革派，支持安理会改革，但不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尤其反对增加否决权，即便让他发挥“个性”，也一样不会对若干二流大国的“入常”意愿反应热烈。其次，尽管冠冕堂皇的话总要说一些，但“五常”事实上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稳健派，这不仅因为增加常任理事国名额形同分权，也因为否决权增加，将令原本就效率低下的联合国体制更难在热点问题上及时达成共识、付诸行动。

“人权观察”组织主任菲利普·博洛皮翁在潘基文发言后曾表示，第二个任期，潘基文可以少一些为寻求连任不得不左右逢源的负担，希望他能借此体现出更多的个人特点和工作能力。然而联合国本就是个妥协性机构，秘书长则是“协调者”和“架桥人”，过于鲜明的个人特点，反倒会影响这座“协调之桥”的架设和通行。

联合国到了今日已呈两难格局，不改革则不合时宜，缺乏对当今全球政治力量对比的反映，代表性不足；实施以常任理事国扩容为核心的大改，则这台机器的效率会更加低下，臃肿蹒跚的欧盟就是前鉴。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G20这个新生事物会逐渐实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分担、替代联合国的某些职能，而联合国本身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来适应和重新定位。或许，潘基文这个懂得“为而不争”的秘书长，是主导这个过渡期的最适合人选。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