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领地”、“豪宅新系，奢华垂范”……一边是买不起房成为大多数人苦恼，而另一边却是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用词刺痛人心。今年以来，福建等多个省份再次开展了整治“炫富”广告的行动。福建省工商局广告监管处表示，该省工商部门已开始集中整治户外广告，在广告宣传中含有不良文化倾向，宣扬享乐主义、封建帝王、崇洋媚外等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都是整治重点对象。（《北京晨报》2011年6月7日）

陡然直面这样的新闻，脑海里立马闪出这样两个疑问：什么样的广告用词才不算炫富？广告监管处是否已设定一批涉嫌“炫富”的用词“黑名单”？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广告不用这些所谓的“炫富”字眼，豪宅本质并不会因为广告用词的取舍得以改变。再者，利用行政手段去掉几个广告词容易，但要清洁社会肆意弥漫的“炫富”歪风，则任重而道远。

理性地讲，富裕并不丑，更不应被不论青红皂白地打入道德洼地。像前世界首富彼尔·盖茨住豪宅、开豪华汽车，非但没有成为“炫富”的标志，其奋斗成功经历特别是“裸捐”的慈善爱心，广为公众津津乐道。而在香港地区，明星满身珠光宝气早不待言，动辄购置上亿豪宅也已司空见惯，舆论围绕明星的八卦漫天飞舞，惟独鲜见对“炫富”之举的质疑。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富豪的生活方式必然更多地出现在公众眼前，关键在于，富豪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环境能否相适应，其标准至少包含这么两点：一是富豪是否承担起与自己财富相对应的社会责任；二是社会造富机制是否更加透明公允，令公众信服。

按照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4月份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1000万元个人可投资资产为界限，2010年，内地富豪约为50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00万元，共持有可投资资产约15万亿元。而2010中国慈善排行榜公布的173位入榜慈善家（入选标准均为年度捐赠100万元），合计捐赠74.28亿元，仅占年度慈善捐赠总额700亿元的10.6%，占富人可投资资产总额更是微乎其微。

不能不指出的是，相较于曹德旺这样敢为“国内慈善先”的富豪，一些富豪的奢华无度、尤其是无视公共秩序令公众极为反感：有的仅仅嫁个女，便不惜组织浩浩荡荡的豪车车队，给交通添堵添乱；有的居然在学校为亡母搭设灵台，严重影响正常的教育秩序；有的“富二代”把马路当成自己飚车的赛道，无视他人生命安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便不是富豪，这些行为同样会招致公众的反感乃至斥责。

另一方面，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曾披露，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财富令人艳羡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活生生的一个“杀猪榜”。

回到广告所谓的“炫富”问题上，整治这些广告，从形式上确可以做到“眼不见为净”，至于社会上弥漫的“炫富”气息，则不可能因此而自动消散。简言之，社会能否包容富豪的生活方式，这取决于富豪群体社会责任的回归，也取决于造富机制的公开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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