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风险是地方财政赤字与银行风险。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绞尽脑汁增加投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地方政府收入从何而来？向伤痕累累的实体企业严厉征税吗？向个人头上增加税收吗？银行利率水涨船高，表面上渔翁得利，实际上却暗含了越来越大的坏账风险，或者在房地产泡沫崩溃后引发野村证券所说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第二个风险是民间高利贷的风险。根据笔者的市场调研，目前民间投资资金有70%投向了房地产信托或者房地产基金，以稳获10%以上的年化收益率，但这背后是房地产公司背负高额融资成本。目前中小房地产开发商信托融资成本高达20%甚至25%，而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成本则在15%左右。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加上成交量下挫，很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据测算，从去年开始有5000亿元以上资金流入房地产信托，一些人盲目相信地产不灭的神话，趁房产商资金链抽紧大发横财，而一旦房地产急速下挫，将引发民间金融漩涡。

房产税是政府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做空工具。如果说限购行政色彩过浓，无法持久，限贷无法应对社会上四处流动的现金，那么，房产税则是能够改变投资关键预期的手段。如果房产税接近资本利得税，那么当投资收益上升时，政府可以通过房产税扼制投资收益空间；如果房产税接近物业税，那么当持有者大批捂房浪费社会资源时，政府可以提高持有税将存量房逼出市场。一种拥有收益决定权的税收，必定是资本或者货币市场的武器，但目前房产税的定向目标只是新购高档房，好端端的武器就这样被束之高阁。无怪乎还有物业拥有者，因为他们无需支付任何持有成本，只要是前几年买的，就能够做到以房养贷。在交易时也无需缴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

我们必须从中国税费结构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局上认识房产税，而不是向既得利益阶层一味绥靖，使新税种堕落成为无关痛痒的杂税。与此同时，应当开辟通向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使民间资金最大限度地参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变革，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