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募捐通常由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牵头进行。这一格局有望改观。据报道，广州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将于6月17日上午举办《广州市募捐条例》立法听证会，草案规定募捐组织是指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以及根据本条例取得募捐许可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相较以往，募捐的主体有所扩大。

对募捐进行法律规范，应该是当下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一个紧迫事项。由于《慈善法》尚未出台，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又仅仅对捐赠进行了规范，导致慈善活动中募捐主体资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如公众所习见的，似乎谁都可以在网络和现实中发起募捐。而这种混乱所带来的，又必然是监管的困难，整个慈善生态也由此受到破坏。

募捐的主体资质理应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针对资质乱象必须进行规范，这是一个共识。但如何落实这个共识，却有大相径庭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在以往通行的做法上继续收紧，将所有民间团体生硬排除在募捐主体之外，另一条就是像广州的条例一样，扩大募捐的主体范围但注重在监管上下功夫。

将所有民间团体生硬排除在募捐主体之外，固然也可以算是一种规范，但这种规范会带来强化原来主体垄断地位的副作用。而舆论一致认为，这种垄断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远非有益。正如《人民日报》评论陈光标当面撒钱式的慈善方式时所说，争议的背后是因为公益机构的公信力出了问题，陈光标本不应为欠完善的慈善制度买单。当人们捐款给公益机构之后，居然连一个可以提供查询的捐赠公示都查找不到时，人们很难不赞同类似的结论。在这样一种现实下，如果还要强化原来主体在慈善中的地位，显然需要审慎对待。

扩大募捐主体，是顺应时代变迁的自然趋势，尤其是随着网络募捐和网络公益的蓬勃兴起，其带给慈善事业乃至社会的冲击，不容轻视。为了给贫困山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贵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微基金”曾经在网上发起募捐，成效显著，网络公益所具有的“门槛低、成本低、人人可参与、互动性强、效率高”等优势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类似的新型公益模式需要正名，需要步入中国公益慈善的大堂，否则只能是慈善事业和社会的重大损失。

扩大募捐主体，更是慈善向民间回归的必然要求。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成熟的慈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的“民间办事民间掏钱”，另一种是香港模式的“民间办事政府掏钱”。可以看出，无论哪种慈善模式，即使承认政府于其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其主导性作用是需要重新评估的。让慈善回归民间，给民间慈善组织松绑，扩大社会自治的空间，既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社会力量，也可以让政府心无旁骛地管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明确，募捐主体的扩大并非意味着慈善活动就会因此走向混乱，只要辅以严格的资质审查，无序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在募捐主体扩大之后，监管和规范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而监管和规范的前提是公开和透明。有鉴于以往公益慈善活动中暴露的缺陷，我们建议未来的条例必须明确“四个公开”，即募捐主体公开、募捐方案公开、募捐详情公开和募捐财产使用情况公开。

业内人士指出，民间慈善力量遭受冷遇和善款使用的监管缺位，这是当前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急需突破的两大要点，《广州市募捐条例》如果有助于慈善回归民间，同时又能从制度上保证善款从募捐到使用的全方位公开和透明，如果顺利出台，其积极意义当为公众所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