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两桩新闻。一是高晓松醉驾案宣判。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那段“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的讲话，又有了下文，据《京华时报》5月17日报道，近日最高法下发通知，要求各法院对审判“醉驾案”高度重视，慎重稳妥。北京市高院要求对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醉驾案，法院可视案件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关于张副院长那段谈话，媒体已有了充分解读：“醉驾入刑”本身没有附加条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是所有罪名通用的原则，没有必要强调，若过分强调反而会引发公众误解，以为“醉驾入刑”还需要有“危害大”的结果作为附加条件，有违立法原意。

而这次最高法的通知，引发了公众的又一次焦虑，特别是其中的“慎重稳妥”、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很容易被理解成“后窗程序”，最高法开了口子，基层可能成为一扇破门——有背景的人醉驾就是“情节轻微”，可取保候审；没有背景的，就一定是“情节严重”。法律成了橡皮筋……其实，取保候审本身就是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相反，“以捕代侦”、超期羁押，才是反法治的“有罪推定”的产物。

司法当局重申慎刑、取保候审的法治原则，而公众认为那会成为破坏法律公平、让权贵逍遥的借口。这种尴尬缘于中国当下，公平和法治，已成为两个渐行渐远的维度，并且彼此误解、彼此伤害。这使舆论空间里徒增了许多无谓的口水战。这种争辩无助于达成社会进步的共识，反而造成了社会分裂。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醉驾、飙车的入刑，不单纯是为惩治交通违法。2009年成都、南京、杭州那几场车祸惨绝人寰，引发醉驾入刑的汹汹民意。这种民意不仅指向危险驾驶，更指向与有车族相重叠的社会权贵，其背后是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正的大问题。

所以，如今公众对最高法相关解释十分敏感，背后也是对司法公正的深深焦虑。在中国当下，很多人不得不信奉“错杀一千”的原则：宁可所有人都丧失取保候审的权利，也不愿让权贵利用这条法律；宁愿不剔除“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也不许有人借此脱罪。

申言之，司法专业化、现代化的努力，都撞到了民意这道坚实的墙上：对社会公平的焦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法治的深化。法治不彰与社会不公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不公的质疑，也慢慢变成对法治的质疑：无罪推定、程序公正、司法独立，甚至辩护律师，都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总之，烈女杀官，一定是正当防卫；小贩杀城管，就一定无罪；宝马车撞人，一定是故意杀人……这成为当下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

最近，法学泰斗江平先生对此表达了担忧：现在“司法独立”也不讲了，宪法上写得清楚；但我们的舆论上，不提“司法独立”。如果我们报纸上宣传的不是正确的东西，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视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们在宣扬倒退。

史家对中国近代史之叹在于“救亡压倒了启蒙”，当下中国确有“公平压倒法治”的苗头。一些原本早该得到宣传、施行的法治原则，却在民意、公愤的名义下被压制。药家鑫案引发的“废死刑”的辩论，突显了法治与公正两个维度的错位。两派隔空对骂，党同伐异：废死刑者被斥为贪官污吏的同党，“暴民”的帽子满天飞。其实，慎用乃至废止死刑是国家法治进步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如此多的巨贪被判死缓，享受着慎用死刑的“法治成果”。无论是慎用死刑，还是这次最高法强调的取保候审，原本都是法治维度的进步，却在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下被扭曲、被误解。

法治不彰，造成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让公众不再相信法治。最高法此番对“醉驾”的慎刑、取保的通知，却引发舆论反弹。这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社会不公已严重影响到现代法治的成长。所以，应以公平的名义促进法治，执政者宜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