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最高法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要求严格把握醉酒驾驶的入罪标准，反映了公众对醉酒驾驶这种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的痛恨，也反映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反映了公众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这无疑令人欣喜、值得赞许。

但是，我们也必须依法理性地认识醉驾的入罪标准问题。从法律看，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有关犯罪认定标准的一般规定。在理解和把握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条件时，都必须受这个总则条款规定的制约和指导。

醉酒驾驶本身的情形是复杂的，不正视其中的差别，简单地搞“一视同仁”，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不符合惩罚较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的方针。例如，有的醉驾者之前就受过行政处罚，有的醉驾者则一贯表现良好；有的自己主动狂饮、事后又坚持“亲自”驾车，有的则是在他人“力劝”下醉酒、事后因故未找到代驾而驾车；有的是在车流仍然密集的时空醉驾，有的则是在人车已经稀少的深夜醉驾；有的已造成车辆追尾等事故，有的则尚未肇事；有的到案后仍毫无悔意，有的则是追悔莫及，等等。可见，同样的醉驾，不同的情形，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以及所反映出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有很大的差别，一律以犯罪论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方针。

惩处醉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惩处醉驾的根本目的，是要警醒醉驾者，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同时教育其他社会公众要自觉守法。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依法不认为是犯罪，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同样也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有助于避免动用刑罚所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行为人再进入社会困难等“副作用”。对于醉驾，通过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