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两三岁小孩的家长，绝大部分这段时间大概要头皮发麻了——进一所幼儿园，没想到这么难，进一个小托班，更是难上加难。

街道昨天举办了一个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咨询会，孩子她妈去了解情况，一去才知不妙。前来打探消息的妈妈们挤得水泄不通，体力不济的话，根本挤不进去，一个妈妈实在受不了，当场哭了。而一旁小学、中学的摊位倒乏人问津。

不上或推迟上幼儿园行不行？起初，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事实上不行。一则，现在小孩营养好，身体好，两岁多的孩子，跑得不比大人慢，一出门一不留心就不见踪影，放到幼儿园要安全得多；其次，免于孤独。只要我在家，女儿一般会拉着我，央求我陪她玩，实在没办法陪，她就只好自言自语摆弄布娃娃，或嚷着看电视，让人于心不忍；其三，唯我独享，唯我独尊，人性弱点开始显露。只有两岁半，就声称不仅上海的房子是她的，老家的房子也是她的。举凡看中的，都是她的。大人说话，如果不予兼顾，就尖叫打断。尽快过集体生活，是不二选择。

而与幼儿教育密切相关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前，社会生活比较静态，相当部分居民住在石库门和老公房里，作为商品房的新式公寓和别墅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石库门的邻里关系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老公房一般有同单位的同事聚居，照应方便，很多时候，幼儿看护和教育就在这种融洽的邻里关系中完成。同时，几乎稍有规模的单位，都办有托儿所，很好地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经过近20年的住房改革，石库门建筑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新式公寓成为上海居民的主要住所，老公房几经转手，老同事或退休或迁居，固有社会关系基本彻底打破。企事业单位经过改革和分化组合，还保有托儿所的，凤毛麟角。就近入园成为不二选择。

而幼儿园相比中小学，对就近入园有更高的需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绝大多数小孩只能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看，并负责接送幼儿园。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路途稍远，不是背就是抱，这简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但政策所规定的就近入园，即使不包括“择校”因素，考虑到公办民办、收费高低，也未必能就近；又比如，由于8月31日前满3周岁的小朋友太多，公立幼儿园只好停办“小托班”，以便腾出资源办小班。而家长期望很高的“小托班”，则交付给民办幼儿园，我家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去年小托班只有60个学位，来报名的达到300多人。

目前这种人民群众阶段性日益增长的幼教需求与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一般以为与上海常住人口爆发式增长有密切关系。的确，近20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增加了近千万。但如果看人口出生数，则未必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高峰年份是1982年，达到21.68万，在外来人口开始大量增加的1992年（当年外来人口约有100万），是9.37万，去年常住人口出生数达16.5万。人口出生数过山车般变化，学生进入中小学却不算困难，从这一事实看，问题关键恐怕不是总体教育资源短缺，而是在各学段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能因应入园入学人数变化。

在2010年11月国务院下发的“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到了解决办法，文件提到：“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将可以优先改建成为幼儿园。”上海上一轮人口出生低谷时期，户籍人口出生数一度低到1998年的6.17万，考虑到外来人口主要分布于城郊接合部和郊区，以前高峰时期能容纳20多万人同时入学的教育资源是不易被“占用”的。事实上，很多中小学由于生源不足，已开始开设小班化教学。因此，抽出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和硬件资源“支援”幼儿教育，未尝不可。实际上，一个老师打通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各种壁垒，不仅可以避免高度重复的教学工作带来的厌倦，而且可以不断改换视角，多角度思考教学工作，相信这种教学经历比任何培训都有意义。 上海 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