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公安部召开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公安部有关领导表示，全国警方将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不放弃任何一起未破打拐案件。对疑似被拐卖儿童，要采集生物检材，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4月13日《新京报》）。

一场发自微博的救助童丐运动，推动着打击拐卖儿童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令人欣慰，也令人深思。面对依然严峻的“打拐”形势，发起一场为期半年的专项行动，刮一场“打拐”风暴，也确实很有必要。

然而，在对这场“风暴”寄予厚望的同时，笔者又不禁有隐约的忧虑。“风暴”过后，拐卖问题是否会像其他运动式治理的问题一样，再度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陷入难堪的治理轮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把功夫下在平时，通过完善责任体系，形成各方负责的合力，对拐卖问题露头就打，这样的长效管理应该是更优的选择。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行政治理体系，有完整的治安管理体系，相应的，对每一个社会问题，都应该有人按职责进行日常化的管理。一个儿童被拐卖，拐卖他的人不会把他扔到火星上去，也不会送到美国去留洋，他们要么被卖给需要领养孩子的人家，要么成为街头乞讨的工具，要么被送到黑工厂做童工。这些可能的去处，都不是无人管理的独立王国，都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如果这些机构和人员，能够主动工作，已发现问题就主动介入，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治理这一问题？

可是，我却常常对着电视上处理打拐的镜头发愣：当一个被拐卖的儿童或妇女被解救，我就在想，这个村子、这个社区的干部和治安员平时在干什么？自己辖区内的人家莫名的多出了一个孩子，他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主动干预？每当看到报章上关于街头童丐的报道，我就在想，我们都有民政救助机构，各地的大街上也都有治安巡逻的警察，这些可都是专职的管理者，事实上有多少人积极主动的去过问了呢？该作为的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是不是导致“打拐”积重难返的一个因素呢？

由此我想到，在掀起打拐风暴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完善相应的责任体系和问责制度。一个村子里出现被拐来的儿童，首先拿村长和治保主任试问。一个街区出现租赁式童丐，首先拿派出所长和民政干部试问。只有明确的责任落实和严厉的问责措施，才可以形成职责体系内人人主动工作的局面，才可能是打拐取得长期效果。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工作中的软肋，若不能有所突破，打拐陷入悲剧性的轮回，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