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学有一篇课文，名字叫做“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让我记住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李大钊”，另一个就是残酷杀害李大钊的军阀“张作霖”。十来岁的我，对张作霖恨之入骨，对李大钊无比敬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人都从我的记忆中逐渐淡出。

4月5日，是传统的清明节，也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英勇就义的日子。当天记者实地踏访发现，在荔波县的各大墓地，到处是鞭炮声，人们杀鸡宰鹅，祭奠先祖亲人。然而，邓恩铭故居和荔波县烈士墓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看不到前来祭奠的人影。（《贵阳晚报》4月6日）

清明时节，正是祭奠英灵、缅怀先烈的好时机。是什么造成了烈士墓群的落寞与孤寂呢？忙碌、忘记，这些似乎都是不错的借口。那么，根源在哪里呢？

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声望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是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成为社会楷模和精神标杆。人们的“偶像”都是雷锋、黄宝妹、时传祥之类的普通劳动者，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孩子们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和解放军之类。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财富和权力逐渐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主导。“致富能手”、“企业家”成为社会楷模和学习对象，人们崇拜的大都是比尔·盖茨、李嘉诚之类的“富翁”。 人们听富翁的故事，读他们的传记，谈论关于他们的话题，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下一个富翁。“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将教育、考试、做官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向上社会流动的良好方式。每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报考，年青人们为了到“体制内”去，考完一场接着下一场。

在一个充满浮躁和功利的时代，在一个金钱和权力能量被无限夸大的社会中，很多东西都会被人们“自然”地遗忘。当人们对崇高的东西失去了敬畏之心，当人们对崇高的东西失去了尊重和信仰，只迷恋于金钱和权力，只习惯于利用与被利用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功利的的时代。人们只关注于今天和明天，却忘记了昨天，忘记了昨天所经历和承受的种种苦难，忘记了昨天的人们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付出的种种代价——汗水、鲜血、家庭、爱情，甚至是生命。而这一切，本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