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姐姐的畸形作秀、有女孩减肥致死、个别女大学生“傍大款”“当三陪”、一些女性甘当“全职妈咪”……这些都是女性教育的缺失甚至是败笔？28日，广东省妇儿工委召开广东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年）编制网络问策网友座谈会。广东省副省长、省妇儿工委主任雷于蓝表示，广东将进行试点，从中小学女生开始女性教育。（3月29日《广州日报》）

时下，女大学生“傍大款”、“当三陪”、甘当“全职妈咪”，甚至不惜做“二奶”、当“小三”的现象的确存在，而且绝非个例。广东拟从中小学女生开始强化女性教育，以唤起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识觉醒。从教育的角度看，此举对于遏制“傍大款”等不良习俗的滋生泛滥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和支持。

然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尽管女大学生乐于“傍大款”、“当三陪”的现象发生在女性身上，但根子却在社会，是当下社会价值观、幸福观扭曲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傍大款”不只是“妇女病”，而当属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病”。因此，女性教育是必需的，但仅有女性教育是不够的；根除“傍大款”现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能仅仅让女性“吃药”。

首先，必须抑制急功近利的社会化倾向。应该说，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社会对物欲的推崇和“不劳而获”、“一夜成名”的渲染不无关系，与商品交换法则的横行和整个社会的物化观念滋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一切向钱看”成为人们的处事哲学。某些为官者为私利可以大搞权钱交易，经商者为追逐暴利不惜铤而走险，暴富者处处显示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气，连6岁孩童都羡慕贪官“挣钱多”。结婚傍大款，理财傍巴菲特，办事傍权势，成为人们希望借助“捷径”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普遍心态。

去年一些地方高调上演“炫富男”海选“拜金女”的闹剧，更是把“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而言，他们无职无权，“傍大款”也许是她们快速致富、享受幸福的最佳捷径。笔者以为，应对“傍大款”必须治理好大环境，要求女性在到处充满物欲诱惑的染缸里独善其身是不现实的，与外部世界脱节的学校女性教育的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从抑制急功近利的社会倾向入手，才能为女性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积极为女性的价值实现创造条件。按理说，选择什么样的婚姻，追求怎样的人生幸福是每个公民的自由，无需别人说三道四。但“傍大款”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不仅在于这种行为折射出女性的投机心理和自我迷失，更在于女性把人生幸福押宝在“傍富”之上犹如攀援性植物一样极易失落。缺乏自立支撑的“傍大款”潜伏着诸多危机和不确定因素；同时，女性在就业、晋升等环节受到诸多的不公平待遇和变相歧视，也是许多女大学生自认弱势，甘愿“傍大款”的社会诱因。而这种用道德和容貌做筹码换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负面激励效应，又让更多的女大学生把“傍大款”当作成功典型而盲目效仿。

因此，应对“傍大款”不仅要通过教育唤醒女性的自立意识，更应当为女性实现社会价值创造条件。只有不断扩大女性就业的渠道，积极为女性的潜能发挥搭建平台，才是应对“傍大款”变堵为疏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