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日本名人遇难，日本降“毒雨”，日本核辐射外泄抢救失败、抢险人员全部死亡，韩国救援队5人找2狗……诸多无所谓或“有所谓”的说法接二连三传来，其中造成较大轰动和实际影响的信息，主要是和核辐射相关的海域污染信息、“碘盐防辐射”传说。

林林总总的谣言，大致可分两类，即“涉私谣言”（包括涉及单位和小群体的谣言）和“涉公谣言”，即涉及公众利益、公众情感的谣言。对涉私谣言，现有应对办法与规则比较明确，谣言止于他人权利，在法律和舆论支持下，谣言传播者将面对现实风险。而处置“涉公谣言”这种情况则比较棘手。

对谣言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有：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刑法》的规定是：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把对“涉公谣言”的制裁行为，局限在公共安全的范围，将“涉公谣言”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谣言单独区分开来，这是正确的。但是，虽有这样的法律法规，而在实践中认定什么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谣言，仍存在许多难点，有时候，不公或不客观的认定被当成打击工具。

谣言，其实是“不实信息”，应将其看做“被验证后的、导致了具体伤害后果的不实信息”。区分谣言与否的难点，在技术方面有不少，但主要的难处或需要慎之又慎的理由，还在于“宏观因素”。

开放和多元的信息渠道具备强大的纠错能力，所以，尽管互联网时代人人具有“造谣权”，但谣言的烈性危害案例却大大少于极度封闭的时代。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地震谣”，曾导致十分严重的事件，而在有了“私媒体”的今天，旧事恍如天方夜谭。

在信息正道、大道被封锁或不透明的情况下，信息小道必熙熙攘攘；在信息被堵截时，实话和猜测、假想、谣言势必一起飞短流长；在现实危险确实存在、预后难料的情况下，多为善意的判断、推测、假想，自然层出不穷，而事后将这些都视为谣言对待，不仅不公平，还有侵犯思想和言论自由之嫌。

公器若缺失公信力，人们只好依赖“私信息”和“私信力”。集体恐慌是导致谣言满天飞的强大背景，谣言或传言的制造者，往往是集体恐慌的受害人，甚至不排除是个被吓傻了的受害人。

专家出面辟谣，反被公众视为险情出现的前兆，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奇怪现象之一。这里公众也是有理由的。比如，专家断言谁都不能预测地震，那么就没人可以否定有震信息。尴尬的情况也有发生，如刚辟谣没几天，就发生了地震，这样，追究地震谣言也不免尴尬。

负责的公权，面对集体恐慌和传言流行，首先要检视自身的公信力与透明度。对不实信息，有效的应对是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创造便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而动辄考虑“法律制裁”和“行政措施”，有时可能不智，且容易节外生枝。（作者为知名网友）